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问题探析（​徐奉臻，郑培娥）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将这一思想定位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为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提供科学指引，而且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是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议题。但由于目前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还处于起步阶段，加之中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有鉴于此，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要求，从“为何传播”、“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三个层面探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必要性、迫切性、重点内容和提升对策，既是破解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国际传播困境的重要要求，又有助于让世界更好读懂“文化中的中国”。

一、为何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世界文化格局变化，高屋建瓴地对“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回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必然要求，是展现新时代文明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张曲解误读的迫切需要，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方案的应有之义。因此，从“为何传播”层面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而形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数千年绵延不绝，而且以独具一格的理念和智慧对域外国家文化发展产生重要辐射作用，展现出跨越国度的强大感召力。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洞察中华文化五千余年的发展脉络，又以敏锐的时代意识把握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要求，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如将“天下大同”“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万物并育”等价值理念“两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变迁伟力，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通过向国际社会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利于使异域文化群体更好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新形态、更好了解中华民族“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又有利于发挥中华文化对海外受众的影响，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展现新时代文明大国形象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展形象”是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使命任务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要求。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可以通过该国向世界展示“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而呈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示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彰显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新时代中国展现文明大国形象赋予新的元素，提供新的契机。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文化的“两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陈出新中由古代版转变为当代版，创造了不同于“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的时代新文化，不断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让中华文明同各国文明一道为全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世界文明交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世界文化霸权主义问题日益突出的现状，提出了深化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四点主张”，即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为前提、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为理念、以“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为要求和以“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方法，为世界不同文明互学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面对“两个大局”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以“胸怀天下”为重要理念，以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深刻关切，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促进文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张曲解误读的迫切需要。综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际舆论场域，存在一些曲解和误读中国主张的声音，突出表现为对“全球文明倡议”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构陷抹黑。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二是西方维护霸权使然，三是西方媒体对民众的误导。在东西方文化差异方面，西方基于“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坚持认为自身文化具有优越性和“普世性”，将非西方文化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而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主张不同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囿于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差异，西方受众容易以“非此即彼”的排他性思维方式看待习近平文化思想，因而无法正确认识到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具有的“亦此亦彼”的和平性和包容性。在西方维护霸权方面，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以及中国理念和中国主张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部分西方大国担心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会“撞到自己”“堵了自己的路”“占了自己的地盘”，使自身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因而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威胁”。为了遏制中国发展，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依仗其主导的话语霸权和舆论霸权，操纵国家宣传机器，构陷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内的中国主张。比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华盛顿邮报》上联名发文，声称中国“企图挑战国际秩序”，污蔑中国不惜“使用胁迫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以此恶意曲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倡导的“和平和睦和谐”理念。在西方媒体误导民众方面，由于部分西方主流媒体的反华议题蓄意抹黑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导致部分民众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平”和“发展”等全人类共同价值出现认知偏差，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近六成民众（58%）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切身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人担忧中国崛起的程度，竟然创1990年冷战结束后历史新高。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解答东西方文化差异之疑惑、驳斥西方恶意构陷和曲解中国的迫切需要，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方案的应有之义。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和历史之变相互叠加的形势下，人类社会面临着“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等世界性难题和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面对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文明发展困境，西方固守“文明冲突论”，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即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发展提供助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价值取向，以传承和创新为发展方向，以交流合作为实践指向，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行动指南，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起磅礴的文化文明力量。同时，该倡议主张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和谐共处，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运用聚同化异的方法，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二、传播什么：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点内容

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播内容的选取，直接影响其国际传播的成效。选取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标识性和易受性的内容，可以更好地将内容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因此，在选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内容时，既要从整体上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容体系，又要从这一思想体系中选取适合国际传播的重点内容，以此提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日臻完善，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整体上看，习近平文化思想要素充分、内涵丰富、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是由“两个巩固”“九个坚持”“两个结合”“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所构成的体系化、学理化的思想体系。其中，“两个巩固”体现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九个坚持”蕴含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原则；“两个结合”浓缩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展示了新时代文化的生成逻辑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法路径；“十四个强调”凸显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重大创新观点，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远景目标；“七个着力”体现赓续中华文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重要要求，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既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行动指南，又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和开放性。做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深入挖掘其中能够引发国际共鸣、凝聚国际共识、产生国际共振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守正-创新”“契合-结合”“适应-协调”“包容-互鉴”的文化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守正-创新”的文化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突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特质。“守正”为文化建设和发展锚定了方向标，只有“守正”才能确保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为文化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推进剂，只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和引领时代。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所“守”之“正”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所“创”之“新”是在文化建设中创新思路、话语、机制和形式。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守正-创新”的文化观，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革命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不断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遵循，又为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文化建设中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断革故鼎新提供有益借鉴。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契合-结合”的文化观，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彼此契合为前提，以二者的互相成就为目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契合”的基础上所实现的“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生成机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第二个结合”的产物，也以“第二个结合”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人民至上政治观念、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大同”的社会追求、“以民为天”的民本思想、“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高度契合，揭示了不同时空条件下两个文化系统相结合的底层逻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不是“拼盘”，也不是“物理反应”，而是在经历深刻的“化学反应”后所形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华的有效贯通。“第二个结合”使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使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这既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不断前行的动力，又为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对待和传承传统文化、促进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适应-协调”的文化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古为今用和辩证取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逻辑。文化既在历史中传承延续，又在时代中更新发展，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思想，以“适应”揭示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协调”揭示了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对“适应-协调”文化观的高度概括。新时代践行“适应-协调”的文化观，需要通过“两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变迁伟力，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历史与实践表明，当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失衡时，就会产生负载效应，导致社会变迁失调或中断。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相继功败垂成，其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滞后于社会变迁。反之，当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相协调时，就会产生正向功能。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不仅适应新时代的社会变迁需要，实现了文化建设与强国建设的协调发展，而且为世界各国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文化发展与时代需要、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之关系，并以文化建设引领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经验。

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包容-互鉴”的文化观，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异质文化的认知取向和对多元文化的理性态度，折射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遵循。在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先贤们提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价值理念,不仅蕴含着平等对待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兼容并包的态度，而且体现了充分汲取世界不同文化优秀成果的互学互鉴的原则，彰显了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开放包容的特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包容-互鉴”的文化观，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科学态度，在传承中华文化古已有之的价值取向中不断创新和赓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开放包容视为“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将交流互鉴视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以“亦此亦彼”的中华文明包容性置换“非此即彼”的西方文明排他性、以“择善而从”的中华文明互鉴性置换“定于一尊”的西方文明独尊性，为人类文明在互学互鉴中不断发展进步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三、如何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提升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工作，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已“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并积极对外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一定成效。譬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4卷、37个语种版本，先后在32个国家举办39场线下与线上宣介推广活动，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世界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在应然性上具有强势实相，但在实然性上却呈现出弱势位相，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二是现阶段“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改变，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依仗自身的话语霸权和舆论霸权，构陷和抹黑习近平文化思想，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呈现出应然性与实然性之间的矛盾。有鉴于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为落实这一要求，迫切需要重点聚焦传播主体、传播话语、传播对象和传播平台等要素，围绕谁来讲、以何讲、对谁讲、怎么讲四方面问题，以多要素协同的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效能。

（一）围绕“谁来讲”的问题，发挥多元传播主体聚合效应

就传播现状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途径，仍主要依靠领导人外交活动、国家外宣机构、国家外宣媒体等官方传播主体，专家学者和个人群体的传播作用还未充分显现，尚未形成多元传播主体协同发力的态势，国际传播的合力仍有待增强。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统筹多元传播主体，进一步发挥官方主体的引领者作用、专家学者的阐释者作用、个人群体的助力者作用，形成聚合效应，奏响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交响乐”和“大合唱”。

继续发挥官方主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中的引领者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基础。发挥引领作用的前提，是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为了形成更全面、更权威、更立体、更高效的国际传播格局，需要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进一步为国际传播工作谋篇布局，以便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发挥引领作用的方式，是要在现有基础上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官方外宣旗舰媒体集群。通过官方媒体矩阵做好关键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掌握国际传播议题设置主动权，在国际舆论场上更响亮、更有效地传递中国声音。发挥引领作用的保障，是优化国际传播人才队伍结构。为了适应国际传播的新趋势和新要求，不仅需要继续推行国际传播人才项目建设和做好传播人才定向培训，而且需要进一步完善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模式，以发现和培养一批扎根中国、面向世界、融通中外的专业型和复合型传播人才，向国际社会更好地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中的阐释者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依托。通过专家学者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内涵、价值意义等的理论诠释，提炼出一系列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推动构建更具说服力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鼓励和支持专家学者以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期刊、国外出版社、国内外智库为平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主题积极发声、发文，形成一系列能够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引导国际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展开研究和讨论，不断增强这一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进一步发挥中国海外留学生、在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人等个人群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中的助力者作用，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补充。这些群体具有双重文化属性，既对中华文化有一定了解，又知悉中外文化差异。在智媒时代，依托发达的互联网平台，个人可以随时随地分享其所见所闻，以自身经历和感悟讲述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使海外受众从微观视角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有助于更好凝聚海内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共识。

（二）围绕“以何讲”的问题，加快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是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话语基础。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能力，需要加快“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以形成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传开叫得响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这不仅可以向国际社会更有效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而且有利于加快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的说服力。有鉴于此，需要从提炼标识性话语、讲好中国故事和创新对外表达三方面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

一是基于体系化学理化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进行标识性话语的提炼。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党的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与“重要途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具有体系化学理化的鲜明特征。如果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为一个复杂的母系统，那么其子系统就包括“两个巩固”“九个坚持”“两个结合”“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要素，其子系统包括文化立场、文化共识、文化传播、文化自信、文化融合、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等各文化要素。构建对外话语体系，需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全球文明倡议”等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话语进行提炼，将其转化为解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的话语言说与表达，将蕴含中国智慧的话语体系传播于世。

二是将中国发展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持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新成就，彰显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但是，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背景下，西方仍在以“中国霸权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构陷中国，构建能够激浊扬清的对外话语体系刻不容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回应西方对华构陷抹黑、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通过将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重点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具体而言，需要讲清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讲清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非走国强必霸的道路，又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讲清中国的发展是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讲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而非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三是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在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融通”思想为指导，即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着眼于世界文化之演变，通过文化的对话与沟通，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在此基础上，继续打造“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概念，构建有利于阐明中国文化理念、价值和立场的话语体系，以生动形象、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表达，使中国话语由中国版转变为国际版，实现“中国话语的国际表达”，向国际社会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三）围绕“对谁讲”的问题，加强分众化差异化靶向传播

分众化差异化靶向传播，是传播主体根据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实施精准传播的一种形式。依据海外受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度、接受度和认同度的不同，可将海外受众分为顺意受众、逆意受众和中立受众三类。其中，顺意受众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理解和认同态度的受众，逆意受众指因受某些西方势力误导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产生曲解和误读的受众，中立受众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暂无明确态度或不甚了解的受众。要在充分考虑受众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进行分众化差异化靶向传播，从而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更有亲和力、更有实效性。

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分众化差异化靶向传播，需要从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不同区域、国家、群体的受众进行区分，因人而施，因地制宜，用海外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言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让海外受众听得进去和听得明白。譬如，针对顺意受众，要善于设置能够“同频共振”的传播议题，以“守正-创新”“契合-结合”“适应-协调”的文化观为重点传播内容，讲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实现“两创”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何以实现“双化”的中国经验，讲好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的故事，不断深化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和把握，进一步强化其思想认同和情感认同；针对逆意受众，要善于设置“扬清抑浊”的传播议题，以“包容-互鉴”的文化观为重点传播内容，讲清中华文明“和而不同”“亦此亦彼”的包容性、“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的互鉴性、“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和平性，将“陈情”和“说理”有效结合，积极回应和有力澄清“中国威胁论”“中国霸权论”“历史终结论”等污名化论调，通过加强沟通、求同存异、弥合分歧，消除逆意受众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误解与偏见；针对中立受众，要善于设置“增进了解”“赢得认同”的传播议题，讲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使其在逐步了解和正确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增进认同，由中立受众转化为顺意受众，不断扩大顺意受众群体的规模。

（四）围绕“怎么讲”的问题，借助多元传播平台联动发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过程中，要“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使海外受众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外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表达，精心设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议题，又要善于用好全媒体平台、国际活动平台和民间外交平台。借助三大传播平台主动发声，让习近平文化思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话题，并由此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善用全媒体平台，是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数字化渠道。媒体融合发展，是增强信息传播广泛性和影响力的必然趋势。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影响力，需要既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又利用好全媒体平台。全媒体具有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之特征，深刻地改变了媒体传播的传统格局。5G、云计算、大数据、AI等高新技术的发展，赋予全媒体平台新动能。利用全媒体平台宣传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从推动媒体融合和运用数智技术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有效合作、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广泛联动、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的深入交流，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另一方面，要利用全媒体平台所依托的数智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赋能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通过发挥全媒体平台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传播受众多等优长，使习近平文化思想突破时空限制，以更立体、更生动的形式展现在世界面前。

利用国际活动平台，是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化渠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举办和积极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活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文化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譬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23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和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国际会议上，都发表了与世界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讲话，使得这些国际活动成为世界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窗口。因此，需要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中继续主动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在联合国、G20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舞台上积极发声，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重要渠道。

用好民间外交平台，是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大众化渠道。《韩非子·说林上》中有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间外交也蕴含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意蕴。民间外交具有“第一视角”和“润物细无声”的潜在优势，是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如党的十八大以来，欧美同学会围绕自身“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定位，通过举办一系列民间外交活动，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独特优势，为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渠道。因此，向国际社会传播习近平文化思想，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团体等组织作用，通过鼓励其更加积极地举办与文化领域相关的论坛及其他活动，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的关注，增进其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了解和认识。

结语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以体系化学理化的文化思想，回答了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包容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鲜明特质。以多要素、立体式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有助于让国际社会更好了解文化中的中国、更好读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有鉴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正当其时、适逢其势，不仅是回应西方曲解误读、增进国际认同的现实之需，而且也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文化发展的时代之唤。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