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智慧治理背景下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逻辑（谷玉良，李咏琴，丁琪）

202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该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乡村智慧治理不仅是当今提升乡村治理成效的必然之举，更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力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体系智慧转型。从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来看，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数字惠民服务扎实推进。全国六类涉农政务服务事项综合在线办事率达68.2%；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服务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增至48.3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86.0%。但与此同时，乡村智慧治理中仍然存在农村老年人被边缘化的问题。乡村智慧治理如何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在乡村智慧治理背景下如何避免老年人成为“数字难民”？这些问题是当前乡村治理智慧转型中迫切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包容性”概念最早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发展与贫困减除”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其核心内容为机会平等以及人人分享增长成果。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来研究重要领域的热点问题，与数字技术发展伴生的数字不平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数字包容性”概念在此过程中产生，它是指确保所有人都有能力和机会去平等地参与数字化进程和数字技术应用并从中受益。“数字包容性”强调，数字化时代不应该有任何人被边缘化或排除在数字化的好处之外，而是要实现包容性的数字社会。与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由于生理和心理等因素的衰退沦为数字弱势群体”而可能“被排斥在数字社会之外”。由此，有学者指出，必须构建老年人数字包容社会，实现“信息低层老人”与“包容性发展”的耦合。老年人数字包容强调“使老年人群体也能够享受数字社会带来的各种福利”。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平等的数字接入、数字技能培训和数字素养、可负担的数字服务、包容性设计和可访问性、社会参与和数字权益保护。从根本上来讲，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目标是构建一个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数字社会，并以此提高老年人的可行能力和福祉，这对于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转变。智慧治理之“善治”和“善智”的双重特性“不仅反映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式的革新，而且蕴含着社会治理价值理念的变革”。尽管在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中智慧治理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不可否认，智慧治理在带来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在智慧治理中，信息获取和传递的等级结构依然存在，“信息富人”与“信息穷人”的群体分隔愈加明显。老年人作为“数字贫民”而面临的数字不公平现象尤其不容忽视。有研究指出：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可以分为“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三个方面，其中前两者分别是在接入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的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素养障碍，“知识沟”则是由前两者而产生的数字贫困群体在知识获取和素养提升上的再次落后。数字鸿沟的存在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排斥领域，使得以老年人为代表的“信息穷人”在社会融入和权益保护方面面临新的困难。因此，提高老年人的数字包容性是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选择。一方面，实现包容性发展是弥合数字鸿沟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弥合数字鸿沟可以助推整个社会体系的包容性发展，“确保可持续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及人群”。

数字包容性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有关。老年人数字包容性与所面临的数字鸿沟之间具有耦合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双向发展。包容性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不少学者对影响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个体层面。老年人作为主体，其参与意愿、身心素质、数字素养、经济水平等都是影响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社会建构的重要因素。二是技术和平台层面。从产品供给来看，是单一的、呆板的，还是多样化的、智能的？从产品服务来看，数字接入是否便利？有无适老化设计和改造？能否保障隐私安全？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老年人的数字参与以及数字包容性。三是政府层面。政府是增进协调治理的重要力量，其出台的政策法规、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在政府支持下开展的科学研究，也会对老年人数字包容性产生重要影响。四是社会环境。家庭、社会大众、社会组织、大众传媒等多元主体共同营造的尊老爱老的社会氛围与和谐互助的社会环境可以在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社会构建中发挥重要的补充作用。

现有研究对智慧治理、老年人数字鸿沟和数字包容性进行了大量讨论，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不难发现，在数字化、老龄化双重背景下，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真实存在且亟待解决。当数字技术的应用拓展到乡村治理层面时，深受数字鸿沟、年龄鸿沟影响的农村老年人如何在乡村智慧治理背景下实现数字参与，享受数字治理带来的便利和福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乡村智慧治理必须有助于促进老年人的数字包容性发展，才能最终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有鉴于此，本文致力于探讨乡村数字治理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逻辑。本文的分析材料来源于作者2023年7—8月在湖南省浏阳市、安化县等地农村的田野调查，该项调查通过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共调查了32名农村老年人和10位村干部。

二、乡村智慧治理的实践场景与数字运用

智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现路径和实践形式，不仅是一种技术手段，强调工具效率，还关注公众利益，具有价值理性。从内涵上看，智慧治理是指治理主体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达成社会治理的目标，并调动人民广泛参与其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式和模式。智慧治理的内容既涵盖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信息技术集成应用等新技术、新业态的规划使用，也包括对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考量和制度关照。在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按照治理内容和数字技术运用的场景，可将智慧治理分为三个方面，即政务智慧治理、公共智慧治理和生活智慧治理。从各种类型的微信群聊，到针对具体场景专门设计研发的应用软件和小程序，再到功能集成的智能终端设备，这些不同类型的数字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三种智慧治理的实践场景之中。

（一）政务智慧治理及其数字运用

政务治理是指政府机构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的治理活动。政务治理关注政府的内部管理和运作，聚焦于政策制定、决策执行、行政管理、监督问责等方面，目的在于确保政府的高效运行，保证决策的合理公正以及政府行为的透明廉洁。政府组织内部既有纵向的垂直领导关系，又有横向的部门协同关系。纵横交错的组织系统使得政府内部互动复杂多样，也不断诱发政务治理的深度变革。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代表着效率和“联通”的信息技术进入政务治理领域，促进了“传统政务”向“电子政务”的数字化转变。

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改革相结合的产物，政务智慧治理指的是政府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互联网技术进行办公、管理并为社会提供多元化服务的一种治理方式。近年来，各地在政务智慧治理方面开展了大量推广活动。从治理过程来看，政务智慧治理的实现依赖于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有效互动。政府通过建立数字化行政管理体系来实现对政务信息的集中化管理，并为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快速互动搭建渠道。一方面，治理主体将政务通过微信事务群、应用软件或小程序自上而下地传达给治理对象，动员和吸纳公众参与；或在确保治理对象知情的情况下，将家户信息录入智能终端，进行统一管理。另一方面，治理对象可以使用上述智慧治理平台来及时反映个人或群体诉求，参与到基层治理之中，跟治理主体达成“非在场”互动。

调研发现，当前网格化管理在基层广泛应用，并被治理者视为一种能够有效应对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政策工具。本研究的田野调查地点DP村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被划为一个网格单元，由村民委员会主任担任网格长。在治理实践中，村庄充分发挥了微信群和小程序等数字平台的效用。DP村作为一个网格单元，其内部设置了两个网格群，每家每户都有代表在网格群中。网格长以群聊形式发布各类通知信息，并进行日常管理。村民除了接收信息，还可在群中发表意见建议。同时，在网格群中的村民可以使用“网小格”小程序申报诉求、申请矛盾调解，网格长和小组长要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或解决。在此过程中，村民可以通过平台的“满意度评价”功能来对村庄治理进行监督，上级政府也可以对后台数据进行实时监控，掌握群众问题解决的具体情况。微信群和小程序的使用大幅度提升了农村政务智慧治理的效能。

（二）公共智慧治理及其数字运用

公共治理的主要目标在于保护公共利益、回应公共需求；与政务治理以政府为独立主体不同，公共治理涵盖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因此，公共治理在治理主体及治理行为上表现得更为复杂。按照定义，公共治理是指“通过多元、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公共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协商合作的过程，不同治理主体在相互依存的行动网络中分享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因此，与政务治理相比，公共治理有两大侧重点：一是强调社会力量参与，以实现多元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共同管理；二是重视市场的作用，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好合作。当前，“互联网+”正在不断应用于公共治理领域，引发了公共治理的变革，形塑了公共智慧治理的新方法、新模式。

公共智慧治理是指由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公众等多种治理主体参与，运用数字技术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各类治理主体积极拥抱数字化浪潮，在公共治理领域以数字化驱动治理方式变革，这对于提高公共治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信息通信技术能够打破人际互动交往的时空限制，让跨时空的协作成为可能，有效降低了公共治理主体交流互动的成本，提高了公共治理效率。另一方面，正如《民政部关于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意见》所说，社会组织具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能够“引导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社会组织活动过程中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养成协商意识、掌握协商方法、提高协商能力，协商解决涉及城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关乎居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和矛盾纠纷”。微信等新媒体手段丰富了公共治理的渠道和平台，为村民参与公共治理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水平。

我们的调研发现，乡村治理主体通过对分散的老年群体进行整合，成立村老年协会，搭建公共智慧治理平台，促进了公共治理的智慧转型。以DM村为例，该村老年协会创建了微信群聊，理事会成员和协会其他成员都可以在群里商讨活动流程和细则，交接具体工作，进行财务公开。老年协会鼓励村庄所有老年人参与群聊。微信平台的搭建为老年群体提供了专门的发声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表达个人诉求，并由协会出面将其诉求向村委会或乡镇政府反映，以此发挥老年自组织的影响力。另外，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引入丰富了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提升了老年人的体验感和幸福感，增强了老年自组织的凝聚力。老年人参与老年协会等社会组织的公共智慧治理需要熟练使用微信等应用软件，会使用键盘来编辑和发送自己的意见，这在无形中倒逼着老年人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

（三）生活智慧治理及其数字运用

生活治理是指政府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资源、调节社会关系等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公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基本需求的治理行为。生活治理关注公民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具体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社区管理等方面。当前，村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老人、妇女和儿童逐渐成为村庄生活的主体，与此相对应的生活治理越来越受重视。从本质上来看，村庄是一个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单元，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村级事务也交由村民自己处理。因此，相较于参与政务治理和公共治理，村民能够更为直接地参与到生活治理之中，并能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生活治理的成效。在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中，数字技术赋能生活治理，使生活治理发生了向生活智慧治理的演变。

生活智慧治理意在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为民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改善社会福利，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并以此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同于政务智慧治理、公共智慧治理手段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生活智慧治理中的数字运用更加微观和具体。村民对生活智慧治理投注了更多的热情，在生活的数字参与层面也表现出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主动性。

例如在日常生活方面，DM村引进智慧水务系统，基于物联网技术，利用自动化设备获取底层数据，结合信息化技术提取、处理并公开村庄水务信息，大大提高了村庄供水的管理能力。村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自助缴纳水费，这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和村干部的工作，减少了拖欠水费、收费纠纷等问题。微信公众号界面简明、操作简单，DM村广大村民普遍会使用微信公众号缴纳水费。除了缴纳水费，“衣食住行、看病就医、安居乐业”全生命周期的个人服务都可以在应用软件、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智慧平台上进行。例如湖南省正在大力推广的应用软件“湘易办”，可以“一站”满足村民社保办理、公积金查询、交通出行、教育就业、生活缴费、景点预约等需求。不过，对于老年人来说，账号绑定、费用支付等操作仍然需要学习，微信绑定银行卡等较为烦琐、敏感的操作更是常常由子女代劳。

老年人在社会交往方面，通过加入广场舞协会、太极协会的微信群聊，在达到健身目的的同时跟有共同运动的老年人保持联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在兴趣爱好方面，通过主动学习智能设备和软件，在个人兴趣爱好与海量信息资源之间建立联系，比如使用手机应用软件获取食谱、养生知识、锻炼方法，使用电脑学习舞蹈、太极拳；在医疗保健方面，使用智能手环等智能设备，随时监测健康状况。较之对政务智慧治理和公共智慧治理的关注和参与，老年人对生活智慧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更高。

三、乡村智慧治理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逻辑

治理本质上是多元主体为提升“地方性福利”而采取的一致性行动，而乡村智慧治理即指乡村“利用数字化手段促进治理目标的优化实现”。欲通过乡村智慧治理达成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生长，关键在于构建一个长效机制，这一机制的构建依赖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协同行动和共治共享。这意味着智慧治理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思维而遵循“整体性治理”的逻辑，推崇不同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沟通和协同。乡村智慧治理的实践表明，尽管老年人容易被数字化浪潮边缘化，但在政府主体、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共同支持下，乡村智慧治理在不同实践领域能起到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发展、助力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而享受数字红利的作用。由此，下面在乡村智慧治理实践场景的基础上，结合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治理主体，建构“治理场景-三元主体”的逻辑框架，分析乡村智慧治理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的逻辑。

（一）体制支撑畅通老年人政务智慧治理参与渠道

政府是政务智慧治理的主体和推动者，在促进老年人参与政务智慧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项工作从政策制定到实施推广，政府既是领导者和监管者，也是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参与者。而公众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和认可程度是评价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现今，在乡村政务智慧治理的实践场域中，信息技术与政务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工作的变革。数字化与民主化的同步推进使得治理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变得比在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

从调研情况来看，乡村政务智慧治理依托微信群、公众号、小程序、数字平台等，与村民开展互动。老年人想要参与其中，就需要熟练使用数字设备，并对数字应用的功能有基本的把握。这些基础操作虽然对于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但对数字素养较低的老年人而言却并不简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通过赋能和保障两大体系来畅通老年人政务智慧治理的参与渠道，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

在赋能方面，政府作为主导者和兜底者，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扶助，从整体上提高老年群体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对老年群体进行数字赋能是解决老年数字鸿沟的根本措施。具体来说，政府逐步完善老年人数字权益保障细则，推动数字无障碍立法，实施老年群体“信息技术扫盲”专项计划，设立智能技术适老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在保障方面，政府主要通过构建外部支持体系，借助外部力量，将老年群体纳入政务智慧治理之中。比如有的村庄通过构建“村-片-组”三级信息化体系，明确各级权责，真正实现便捷为老、按需供老、功能适老、科技助老。DM村推广了“村（居）民代表联系服务群众”小程序，村民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反映自己的诉求。针对数字能力较弱的老年人，村民代表、组长会经常了解其需求，并帮助他们申报。组长在接收信息的同时还会处理问题，并可以在系统中将问题反映给片长或乡镇。基层信息化体系通过层级化的服务方式为老年人参与政务智慧治理提供了渠道和可能。

村民的手机上面都有这个小程序，他们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申报诉求，然后由我们进行办理。组长处理不了的可以上报给片长，负责人进行统计收集后，片长集中处理，然后在平台上办结，系统就可以显示我们处理了多少件事情。老人家如果不会的话，直接告诉组长、片长。镇上可以看到诉求处理情况。（女，30岁，2023年7月17日）

除此之外，在村委会的服务大厅也设置了政务服务智慧设备。老年人可以从电子屏幕上了解村庄政务治理信息，也可以通过智能终端设备办理日常业务。针对老年人数字素养不足的问题，服务大厅设置专门窗口业务员和志愿者，协助老年人进行数字应用或平台的操作，帮助老年人逐步适应政务业务办理的数字化转型。

行政体制对老年人参与政务智慧治理的赋能和支持，有效地畅通了老年人政务智慧治理参与的渠道。通过促进老年人对政务智慧治理的参与，提升了老年人的数字包容性。但从今后较长时间来看，要完全解决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难题，仍需政府不断推进数字友好型、数字包容性的社会建设。

（二）市场设计优化老年人公共智慧治理参与环境

正如前文所述，与政务智慧治理由工作人员主导治理行为不同，公共智慧治理还强调社会力量参与和市场的作用。公共智慧治理对接民众的公共利益和集体需求，积极的公众参与可以切实提升公共治理成效。在公共智慧治理的实践场域里，技术和平台层面的产品供给和产品服务变得尤为关键。技术系统的可获得性以及系统使用的便捷性、易操作性不仅关乎公众参与的积极性，还间接关系到服务供给的准确性。因此，当涉及与老年人权益相关的公共治理时，更需要老年群体的参与。然而现实情况是，老年人在使用数字产品参与公共治理时仍然面临“生理挑战、认知挑战和经验缺失挑战”：视觉、触觉、听觉等生理机能的衰退影响老龄人口的用户体验；认知负荷、短期记忆力和专注能力的下降等使老年用户难以完成一些操作流程较为复杂的任务；老年人往往不熟悉操作流程，不明白常见图标的含义。这些挑战极其容易使老年人对使用电子产品产生抵触心理。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为老年人提供一个无障碍的数字设备使用环境。换言之，要通过包容性的产品设计和产品服务，为老年人扫清参与公共智慧治理的障碍，从而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

老年人眼睛不方便，要戴眼镜，不戴眼镜就看不清了。我用老年手机接电话，按一下就好了；用智能手机，接电话都接不来。我儿子说要给我买个智能手机，要我出点钱，我说不是我不想出钱，我一个手机、两个手机的钱都出得起，但是自己不会操作。（女，68岁，2023年7月4日）

为了使设计的数字产品尽可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尽量摆脱用户年龄或能力的限制，“包容性设计”作为“一种新的‘为大众而设计’的态度与途径”正在兴起。缺乏包容性理念的设计师总是从个体的用户体验出发来设计产品，并主观地认为，用户具有一定的数字素养，自己设计的产品是普适的。这一认知虽然满足了大众喜好，但容易忽视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的需求。在推进公共智慧治理过程中，一些地方推出的数字平台、微信程序等已经开始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设计考虑在内。市场中广泛流行的应用软件和技术设备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老年人的使用需求。不少软件贴心地设计了针对老年人的“长者版”“关爱版”“无障碍版”，为老年人提供了易于理解、便于使用的界面，在设计层面为老年人平等使用数字工具和数字资源提供了可能。例如，DP村“网小格”小程序从“普通版”切换到“长者版”后，界面字号明显增大。“湘易办”应用软件的“关爱版”则向老年用户提供语音导航，能够帮助他们快速搜索所有服务；该软件还把与老年人相关的养老账户查询、老年人福利补贴申请等功能列入“常用服务”板块，方便老年人办理业务。

包容性设计并不意味着为所有人设计一件同样的产品，而是设计可以让不同人以不同方式参与进来的产品，以确保每个人都有归属感。从根本上来看，包容性设计来源于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在公共智慧治理中，正是对多元公众主体公共利益的重视，才使得社会力量能够与市场形成合力，探索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应用设计，不断优化老年人参与公共智慧治理的环境，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生长。作为数字应用的提供者和乡村公共智慧治理的技术支持者，市场主体必须意识到，尽管互联网产品的使用已经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数字产品包容性设计的水平和普及程度却远远落后于此。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对人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视，使得人们对于数字社会的关注点已经不再停留于技术创新的层面，而是越来越趋向于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服务工具。因此，乡村公共智慧治理的数字技术提供者还应当不断地从根源上发掘老年人的使用需求，通过包容性的数字应用设计来保障农村老年人参与公共智慧治理。也唯有如此，才能让老年人在参与农村公共治理的过程中保持对数字技术的亲和性，从而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发展。

（三）社会互助弥补老年人生活智慧治理参与短板

当前，数字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活治理的各个领域，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了日常生活的实践形态。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应用的普及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使用智能产品处理日常事务、进行生活消费更是已经成为常态。尽管与政务智慧治理、公共智慧治理相比，生活智慧治理面向个人生活而更具常态化，但从农村老年人数字能力来看，还是面临数字壁垒问题。对此，来自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帮助为老年人参与智慧生活提供了保障，从而推动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发展。

一方面，通过家庭内部的文化反哺对老年人进行数字赋能，通过家庭成员的帮助解决日常智慧生活情境中的数字壁垒问题。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认知障碍老人、空巢独居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同时，老年群体对智能技术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涉及生活缴费、健康监测、智能辅具、智慧家居等多个方面。家庭作为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其对老年人的数字保障功能日益凸显。

家庭是帮助老年人接入、获取、运用、享受数字生活的主力。子女不仅帮助老人选择和购买智能养老服务及产品，还协助老人学习智能养老产品的操作，引导老人利用数字技术来提升生活品质，使他们能够融入数字社会。另外，许多子女积极利用相关软件所配备的亲情模式、家庭模式，如淘宝的“亲情账号”、手机银行的“幸福家庭版”等，在手机应用操作向子女转移、由子女代为操作的同时，逐步消除异地代操作的障碍，如推进生物识别与短信验证码互补，使远程手机操作更为便捷。

要是手机有不会操作的地方，就问我女儿，她什么都懂。她平时不会经常来，我打电话问她。我的手机绑了她的副卡，电话费都是他们交的，我没交过，没电话费他们都知道。我的外孙、孙子也什么都会。（女，70岁，2023年7月3日）

另一方面，通过邻里互助满足农村空巢老人的数字技术需求，及时解决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除了家庭数字技能反哺，熟人教学是老年人接受度最高的社会支持方式。村庄积极开展智能技术互助学习活动，通过邻里互助、同伴互助等形式帮助老年人掌握数字技能。DP村老年协会积极发挥低龄老人、高知老人的人力资源优势，鼓励熟悉智能技术的老人帮助其他老人进行数字应用操作，实现“老老互助”。同时，村委会成立“老年人智能技术委员会”，组织“智慧老人抱团学习”活动。该村定期收集老年群体智能技术需求，开展“智能技术抱团学习会”等活动，构建了多层级、多主体协作的智能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日常生活数字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力。

现在我们这些老同志赶不上时代，落伍了。上了70岁，就不是很麻利了。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要把架子放下来。你家中的小孩或者朋友懂这方面的，你就把架子放下来跟他们学习。”70岁以下的老同志还是很热情的，特别是现在入会的65岁以下的人，他们都会。操作手机方面，我去联系了一个老师，他姓李，他的数字素质很高，准备开展智能手机培训会。现在是数字时代，这种培训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有老年人跟我反映过数字需求。（男，70岁，2023年7月18日）

在生活智慧治理领域，家庭成员的帮助和邻里、同伴的互助为面临数字壁垒的农村老年人提供及时、精准的支持，有效地弥补了他们个人数字能力不足的短板。通过日常化、生活化的数字亲和、智慧参与，促进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发展。与政务智慧治理参与、公共智慧治理参与相比，智慧生活的日常体验是老年人对数字技术接触最多的实践领域，智慧生活参与也因此成为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的最关键领域。社会互助机制通过日常化的数字技术支持弥补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短板，最集中地体现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发展。

四、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乡村智慧治理实践的刻画和分析，我们发现，以应用软件、小程序、智能终端、数字平台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深刻地引领了农村政务、公共服务、日常生活等方面治理工作的智慧转型。与此同时，不同实践场域的智慧治理通过体制支撑、市场设计和社会互助，促进了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生长。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具体的智慧治理实践中，老年人仍面临诸多数字包容性挑战：一是老年人数字素养、数字能力的低水平与乡村智慧治理的高门槛之间的矛盾放大了数字鸿沟对老年人数字参与意愿和积极性的影响，使得老年人对数字参与的退缩心理凸显；二是数字应用适老化改造的低水平、不完善降低了老年人在数字参与中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提高了老年人的参与门槛，使他们被迫退出智慧治理；三是治理主体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轻工作负担，倾向于将治理对象简单定位为数字素养较高的年轻群体，而老年人的数字需求和数字权益则被不同程度地忽视；四是数字技术的安全隐忧和老年人鉴别能力的不足构成了老年人享受数字红利的双重障碍，无形中拉大了老年人与数字社会的距离。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抑制了老年人的数字参与，还降低了乡村智慧治理的效能。因此，还需要持续优化相关政策，在乡村智慧治理中不断提升老年人的数字包容性。

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10个部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要“着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着力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效能”，以“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在数字化、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之下，智慧治理更加不能将老年人排除在外。“智慧治理的智慧既是技术价值的彰显，也是人文价值的体现，是在运用科技理性价值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包容。”质言之，智慧治理应当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为终极目标。为此，在基层智慧治理实践中，理应加快建设老年数字友好型、数字包容性社会，以确保乡村智慧治理能够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村老年群体能够共享智慧治理的成果。针对乡村智慧治理中老年人面临的数字包容性挑战，以及乡村智慧治理促进老年人数字包容性的现状，当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第一，政府要持续作好政策规划，从顶层设计层面为老年人参与智慧治理打造包容性环境。在乡村智慧治理实践中，政府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出台相关法规和政策，为老年人提供法律保护和支持；二是加强数字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辨识数字风险的能力；三是加强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并建立数字支持机构和线上数字资源中心，为老年人数字培训和老年人自我学习提供体制机制及平台资源支持；四是设立热线电话和在线服务平台等，建立健全老年人数字支持和服务机制；五是在智慧治理应用开发方面出台政策，鼓励开发数字应用的老年版本，以满足老年人的数字应用需求。

第二，数字技术开发方要针对农村老年群体作好数字应用的包容性设计，增强智慧治理产品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数字应用和数字服务的提供商在为老年人设计适老化版本的应用程序和用户界面时，应当注意使用清晰的图标、较大的字号、直观的导航和易于理解的提示等。同时，要为老年人提供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数字服务，例如一些设有休闲娱乐板块的数字平台在内容设置上要兼顾老年群体的兴趣爱好，并适时更新。包容性设计不仅要为老年人提供无障碍的数字应用使用环境，还要设法增强老年人参与智慧治理的效能感和获得感。

第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加快构建老年人参与智慧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在数字乡村建设跟主体参与的关系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发挥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因此，在继续倡导代际支持和邻里互助的同时，还应当让社会组织、专家团队等主体参与进来。社会组织要承担起老年人数字技能培训的职能。老年协会、志愿者协会、社会工作机构、养老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机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老年数字技能培训，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互联网使用、应用程序操作、数字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培训。同时，针对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培训计划应当适应老年人的学习节奏，要能够灵活调整。专家团队要根据老年人的主观条件和真实需求，协助开发培训教材和数字产品，并为老年群体提供个性化、可定制的数字技术支持和辅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