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东吴三督”比较论——兼及罗贯中创作历史小说的加减法运用（关四平）

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碰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丰富的史料。伟大的历史小说家罗贯中在面对厚重的《三国志》和经过司马光加工过的《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时，是如何发挥其文学才能写出第一部长篇经典小说的呢?学界一般将创作历史小说对史料的处理叫做“选材”“取舍”“虚实”等，胡适称其为“剪裁”，鲁迅则以“排比”形容之。这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永不穷尽的课题。

中国史传浩如烟海，内涵宝藏，取之不竭，常谈常新。实际上选出史料之后，还有一个如何安排的问题。朱光潜有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选择与安排》，在文中，他先讲怎样选择材料，再讲如何安排材料，见解精辟，给人启发。胡适的“剪裁”是以剪布成衣作比喻，强调其重要性。鲁迅的“排比”说法也包含此意，侧重于怎样安排选出的材料。在此还是要讲这个老问题，为避免陷入上面所举概念内涵交叉的纠缠之中，笔者拟借用一个数学概念——加减法来重新阐释之。

魏蜀吴三方人物形象的总体塑造，同一人物在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上，既有加也有减的问题。罗贯中面对庞杂的史料时所运用的加减法指导思想，就是作者的主观命意——拥刘反曹，对其赞赏的人物多用加法，对其所贬斥的人物则以减法为主，这其实也是文学创作的辩证法。笔者拟在前人与时贤研究与此相关问题的基础上，以东吴军事领域中关系密切的三个重要人物为中心，对此问题再申说一二，以总结历史小说创作的经验，为当下历史小说创作提供借鉴，达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目的。

一、“东吴三督”与孙权关系比较论

胡适曾指出：“文学的技术最重剪裁；会剪裁的，只消极力描写一两件事，便能有声有色。《三国演义》最不会剪裁；他的本领在于搜罗一切竹头木屑，破烂铜铁，不肯遗漏一点，因为不肯剪裁，故此书不成为文学的作品。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在这个评价中包括赞扬和批评两个方面，后面的赞扬说得非常好，诚恳到位，充满感情，可以代表广大读者的心声；前面说到剪裁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则未免片面，笔者一直不同意此观点，认为他贬低了这部经典小说的文学价值。

在考虑加减法课题研究的时候，突然想起胡适的这段话，仔细品味，倒觉得他说的也是实话，罗贯中的确是在千方百计搜罗材料，但问题是胡适只说对了一半，罗贯中对蜀汉集团是这样，而对东吴集团则不尽然。他对蜀汉用的是加法，对东吴则用的是减法。加减的原则是“拥刘反曹”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有客观原因，由于蜀汉未设史官，因此留下来的史料太少，罗贯中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到处“搜罗”，而东吴则史料丰富，他又不想让东吴占太多篇幅，只好挑肥拣瘦，以减法为主了。鲁迅认为罗贯中是“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却忽略了《资治通鉴》（三国部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其实，最早“排比”《三国志》及裴注的乃是司马光。

（一）孙权重用朱然为都督考

学界历来有“江东四督”的说法，指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四位闪光的明星。笔者这里所说的“东吴三督”，则是借用这种提法，专门指后期吕蒙、朱然和陆逊三位都督。提出此想法的缘由是笔者在重新考查三国史料的过程中，发现朱然在孙权心目中及东吴后期的地位非常突出，甚至可与吕蒙、陆逊并列，鼎足而三，而且朱然居中，前接吕蒙，后连陆逊，三人关系非常密切，不可分割，故产生了“东吴三督”的想法。若与前期统观之，则可称之为“江东五督”。这也是笔者近来的一个新发现和收获。因为笔者读硕士时分别写过周瑜与鲁肃的论文,故不再赘述。

本文则合论“东吴三督”，其中以朱然为重点，联系和他同时期的有比较意义的吕蒙、陆逊，通过若干层面的具体比较分析，更容易看到朱然所处的地位及相关问题。另外，通过与吕蒙和陆逊的比较，才能更清楚地理解罗贯中对东吴人物塑造加减法的运用。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既要学习罗贯中运用加减法的经验，也要尽量避免他创作的弊端，以使历史题材创作更好地发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

在此，首先应考证清楚的是，朱然是否做过都督？这关系到“东吴三督”的提法能否成立的问题。同时，这一提法如果成立，也就说明朱然和吕蒙、陆逊的地位是相当的，都担任过总管东吴军事的都督职位。能够证明这个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论据是：在吕蒙病危之时，孙权曾明确提出替代者为谁的问题，吕蒙毫不犹豫地推荐了朱然。史载原文如下：

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余，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

此段文字言简意赅，主题突出，事实清楚。可分两段：前段是假设，后段是落实。试从三个角度分析之：第一，这说明朱然在吕蒙心目中的特殊地位，认为他有接任东吴都督的实力，故郑重推举之。第二，这也证明朱然在东吴的显要地位，能够名副其实，得到众将军的认可和拥护。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孙权信任朱然。吕蒙死后孙权果然让朱然担此重任。这就充分证明朱然的确就任了都督一职，成为东吴的第四位都督。由此可见，本文“东吴三督”的提法是可以成立的。若前后加在一起，他应是“江东五督”之一。

与此相关，《资治通鉴》中没有写吕蒙死后朱然接任都督的内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没有写吕蒙死后谁接任都督的问题，一直到刘备伐吴开始后才明确写到陆逊就任大都督。一般读者由此误以为接任吕蒙的是陆逊。若从艺术上看，罗贯中对朱然接任吕蒙事件的减法应是一处败笔。实际上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即使是把史料原文加入其中亦可，那样情节就完整了。罗贯中为何舍此不取呢？也可能是受《资治通鉴》的影响。但罗贯中在小说中于吕蒙死后还是征引陈寿对吕蒙的评价以收结之，表示他对史实总体上的尊重，而毛宗岗则删去了陈寿的评价，相比之下，还是有评价更好一些。

（二）“东吴三督”与孙权的特殊关系

从孙权与吕蒙、朱然、陆逊三者关系层面观照，其君臣关系的亲密程度皆非同一般。

朱然与孙权关系之密切应居首位，这有《三国志·朱然传》为证：“然尝与权同学书，结恩爱。”这说明孙权与朱然结识最早，共同学习的经历使他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孙权掌权后，朱然始进入仕途，“权奇其能”是孙权对朱然能力的充分肯定，说明朱然得到了孙权的信任，为以后被重用打下基础。

陆逊与孙权有亲属关系：“权以策女配逊。”即孙权是陆逊的叔丈人。这应属于政治联姻，因为陆家乃“世江东大族”。这种婚姻关系非常亲近，这也为后面陆逊敢于冒险介入太子问题埋下伏笔。

吕蒙与孙权有师生关系。孙权曾经指导吕蒙读书，吕蒙先是以繁忙推脱，孙权进一步说服吕蒙，“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这说明孙权有意对吕蒙进行特殊培养，终使其脱颖而出，文武双全，令鲁肃刮目相看。这也是他后来能有突出功绩的重要原因。

朱然重病时，孙权赐予朱然饮食、医药，又遣使探病，还有孙权的减膳、不寐，简直视朱然之病胜过己病。朱然死后，“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痛失股肱，情真意切。君臣二人，有始有终。朱然是享尽哀荣，在东吴历史上是少见的。且看陈寿的描写：

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权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送布帛。自创业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乌十二年卒，权素服举哀，为之感恸。

再看吕蒙病后孙权的表现：

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 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孙权对待吕蒙与朱然相同方面，如病中的“夜不能寐”，死后之哀痛，基本一致；所异者，又多了细节描写。虽然陈寿认为“功臣疾病，权意之所钟，吕蒙、凌统最重，然其次矣”，但从孙权所投入的感情分量与亲密程度来说，他对待吕、朱二人是不相上下的。从终点的角度来说，朱然享年比吕蒙多二十六年的生命长度，朱然显然更为荣幸。

相比之下，陆逊则没有这么幸运，因为他介入君王忌讳的太子废立之事，受到孙权的猜忌责让：“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余财。”其悲剧结局令人痛惜。

朱然与孙权同学关系的记载中尚有值得挖掘的深层内涵，考其旁证，则可知晓。《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回顾其所学内容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若与前述朱然与孙权同学统观，同学者，学习内容相同也，孙权所述应也是朱然所学之内容。这说明朱然不仅是“以勇烈著闻”的武将，他还有学文经历与文化修养，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

二、“东吴三督”功绩与地位比较论

根据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加减法的运用，本文对“东吴三督”功绩的比较主要围绕夺荆州和夷陵之战进行。在这两大战役中，吕蒙只参加了夺荆州之战，陆逊和朱然则全都参加了。

（一）荆州战役三人功绩之比较

相同之处是三人都披坚执锐，亲赴战场，功绩卓著。从个性差异层面比较而言，陈寿《陆逊传》写陆逊主动见吕蒙，提出其“出其不意”的计策。吕蒙在回答孙权“谁可代卿者”的问话时，向孙权推荐陆逊：“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孙权纳之。

罗贯中基本遵循陈寿的思路，更突出陆逊在吕蒙无计可施、只好装病的情况下，明确提出“卑辞赞美关公，以骄其心”的骄兵之计，且暗含毛遂自荐之意，强调陆逊有思想、有创意，有运筹帷幄的一面。由此可见，一般所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并不准确，《三国志演义》写得很清楚，关羽并非粗心“大意”，他事先充分考虑了防备东吴夺荆州的危险性。他只是误中陆逊的骄兵之计，故准确的说法应是“关羽骄傲失荆州”。

在陆逊实施骄兵之计的过程中，罗贯中通过对比方法写出：陆逊派人见关羽之前，关羽是严密防护的，建了烽火台，留下可保卫荆州的兵力。只是陆逊骄兵之计得逞后，关羽才撤走守荆州的主力部队。这个情节在《三国志演义》中有精彩的描写。故可曰：夺荆州的运筹帷幄之功，应归于陆逊，足见陆逊是有大智慧的儒将。

夺荆州战役主要指挥者是吕蒙，他运用心理战瓦解关羽部队，堪称军事史上的精彩案例。这在《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中是一致的，小说描写更为细致和精彩。陈寿在总评中称誉为“最其妙者”二者之一的吕蒙“谲郝普”，则被罗贯中减去了。

朱然在夺荆州战役中的表现，仅在《三国志·朱然传》中有五句简明概括：“建安二十四年，从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禽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字数虽少，内涵丰富。首说时间，次叙事件，突出重点——“禽羽”，最后，因功大而厚赏，升职封侯。这是典型的史家笔法，言简意赅，文约义丰。罗贯中笔下相关情节的字数要多于史传，重点也在活捉关羽的情节上，但其用意是为突出关羽的英勇不屈。既为符合史实，又不有损关羽的高大形象，罗贯中增加了朱然和潘璋设下埋伏的曲折情节。先是孙权下令：“遂令朱然、潘璋领两枝精兵，各依军令埋伏去讫。”

关羽突围杀出麦城后，与朱然对面交锋：

一彪军出，为首大将乃丹阳故鄣人也，姓朱，名然， 字义封， 骤马挺枪大叫曰：“关公休走，趁早下马受降！”公大怒，拍马轮刀来战，未及三合，朱然便走。

罗贯中运用正衬的艺术方法，先突出朱然的英武勇猛和儒将风采，在关羽走麦城的困境中仍然尊称其为“关公”，在更高层次上衬托关羽的高大形象。接着还有“朱然回兵掩杀”“伏兵又起，背后朱然、潘璋精兵掩至”等一系列跟踪描写。此乃罗贯中“减中有加”艺术处理方法的成功例证。

（二）夷陵战役陆逊、朱然功绩比较

从东吴的角度说，夷陵之战的大获全胜首功应归于陆逊，他是战役的总指挥。孙权重用陆逊为大都督：“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权命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孙权慧眼识人，破格启用陆逊；陆逊临危受命，以火攻取得决定性胜利。朱然在陆逊之下，为统兵御敌的六大将之首，功绩仅次于陆逊。

相比之下，在《朱然传》中，陈寿为突出传主朱然，换了角度和笔法：“黄武元年，刘备举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这里，先总述“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后突出其主要战绩，从先、后两方面描写：先攻破了刘备的先锋部队，又“断其后道”，最后以因果句总结：刘备因此败走，朱然也因功高而升职封侯。陆逊功居第一，朱然功居第二。同时又突出了朱然的功绩和地位，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从个人官职的发展情况来看，陆逊为首，做到丞相，实现了古代士林“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陆逊是“赤乌七年，代顾雍为丞相”。孙权特下诏书，给予其极高的评价：“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融，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从中可见孙权表彰陆逊夷陵之战匡国功绩的良苦用心。

从寿命长短来看，“东吴三督”中，吕蒙死的最早，陆逊次之，朱然寿命最长。随着时间的延展，朱然为东吴服务的时间在加长，其功绩与贡献也会随之加大。陆逊死后，朱然的地位再次提升，又一次被孙权任命为大都督：“权特复使然总为大督。又陆逊亦卒，功臣名将存者惟然，莫与比隆。”从陈寿“莫与比隆”可知朱然在当时东吴的突出地位及孙权对他的格外重用。

（三）陆逊任都督职位考辨

在“江东四督”中，陆逊的任职有点复杂。从前文的考证可知，吕蒙去世后的第四位都督接任者是朱然，而非一般认为的陆逊。一般人的误解也有纪传体史书文本记述的误导在焉。在荆州战役开战前，《三国志·陆逊传》的确写有“权乃召逊，拜偏将车右部督代蒙”的文字记载，《资治通鉴》与此相同。但这个情节是吕蒙、陆逊与孙权合谋定下的计策，目的是迷惑关羽，以夺取荆州。此事遗留的疑义是夺荆州战役启动，孙权是否把都督一职还给吕蒙。按照《陆逊传》所写，陆逊骄兵之计得逞后，向孙权汇报成果曰：

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

文中“使逊与吕蒙为前部”的表述存有歧义，“使”的主语是孙权，可见孙权是总指挥。宾语是主谓词组——“逊与吕蒙为前部”，其中陆逊与吕蒙并列，而且陆逊还排在吕蒙前面，那么谁是都督呢？并未写明，而“克公安、南郡”之功，也是二人共有焉，平分秋色，因此陆逊得到孙权拜将封侯的重赏。这就让读者对于都督的任职产生误解。而按《资治通鉴》所写，在荆州战役打响之前，孙权又明确地把都督职位还给了吕蒙：

权欲令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权寤，谢蒙曰：“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可也。”

按孙权的本意，拟分设左右二督共同负责指挥，其中当然不无分权互相监督之权术在焉，吕蒙对此明确表示反对，并以赤壁之战时周瑜与程普的不睦为先例论证其不可行。这表现出吕蒙敢于直言己见，难能可贵；孙权也能幡然悔悟，知错立改，将都督职位又专任吕蒙一人。自此吕蒙任都督职务一直到去世。《三国志演义》对此完全采用《资治通鉴》的写法。

由此可见，陈寿继承司马迁开创的传统以纪传体写三国史，自有其长处，但纪传体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短处，这正如史学家刘知几所指出的：“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司马光认识到这个问题，故将其梳理清楚，防止误解。《三国志演义》采用了《资治通鉴》的写法是正确的选择。由此可见，陆逊真正任都督的时间是夷陵之战时。

三、罗贯中写“东吴三督”的加减法

总体上说，与蜀汉和曹魏相比，罗贯中对于东吴方面主要运用的是减法，或者说以减法为主，个别情节、人物、场景根据其创作需要而适当运用加法。在这种总体原则下，“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较之史传是以减法为主。扩展来看，不单武将，文臣当中如东吴文臣之首的张昭，罗贯中也是运用了减法，结果是减去了不少颇为生动可感的故事情节。笔者曾专门写过论《三国志演义》孙氏兄弟与张昭关系的文章，可参看。其中张昭的形象无论是从人物谋略、性格，还是在君臣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刚烈气质都不如史传。甚至包括孙策、孙权这两个为君者，罗贯中也是在用减法。

（一）陆逊形象塑造的加减法运用

以史传篇幅长短为序论之，《陆逊传》最长，中华书局本有12页。罗贯中对此丰富的史料是以减法为主，辅之以加法。举例而言，在陆逊传记较长的篇幅当中，罗贯中只选取了夺取荆州和夷陵之战两个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描写。这相对于陆逊总体人生历程来说就是减法。像陆逊卷入与太子关系的问题，也是其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最后忧愤而死，为其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悲剧性句号。对于陆逊甚至东吴来说都是重要的问题，却被罗贯中毫不吝惜地减掉了。还有陆逊官至丞相的史实，是其人生的一个亮点，当然也是值得一写的内容，况且也不用多费笔墨，哪怕点到为止即可。可罗贯中还是用了减法，未免可惜。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与其整体构思中的重心在于蜀汉有关。

至于说到减中有加，比如夺取荆州事件，在陆逊运用骄兵之计的过程中，陆逊派使者见关羽的情节，使者回答关羽问话的谦卑语言，包括由此产生的关于当事人心理变化方面，罗贯中都用了加法。不仅增加了字数，而且运用铺叙写法，既增加人物语言，又增加细节描写，使情节更加合情合理，更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再比如，在夷陵之战的宏大叙事当中，陆逊坚守不战策略，惹怒了众将，一致反对他的打法。这个情节罗贯中用的也是加法，突出了陆逊内部处境之难，增加了一系列细节。这是为了反衬后来他火攻的巨大成功，突出他高于众将的智谋层次。此外，在追击刘备的过程中，遇到诸葛亮的石门阵，陆逊见到黄承彦后，关于二人对话场面也有细致描写，是有意增加的虚构情节。这也是加法的运用，而且不是从史传里拿来加入，而是独出心裁地虚构式加法。其用意并非为突出陆逊，而是为突出诸葛亮的智谋超过陆逊。

可见，在罗贯中的加法运用当中，有的是从史料当中拿过来，适当加以拓展；有的是史传中没有的，出于作者虚构而加到合适的位置当中。从整体艺术构思上来说，还有移花接木的写法，将甲的故事加到乙的头上，对甲是减法，对乙则是加法。其加法的多样化，也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这对历史小说的创作也有借鉴价值。

（二）吕蒙形象塑造的加减法运用

就吕蒙来说，总体上用的是减法。《吕蒙传》有8页，仅次于《陆逊传》。《三国志演义》比照《三国志·吕蒙传》，少了很多事件。比如孙权劝吕蒙读书的情节，吕蒙重病时孙权对他的恩宠，还有吕蒙在征黄祖等战斗中英勇无畏的表现，都被罗贯中毫不留情地减去了。那么，在吕蒙形象的塑造当中，有没有运用加法呢？有的，虽然作者只重点写了夺荆州的重要情节，其中作者还是横向拓展开来，适当增加了细节描写。比如，白衣渡江的情节描写就比史传更为丰富，特别是关公附体而致吕蒙“暴死”的情节，就完全是罗贯中增加的虚构情节。他在减掉孙权对其恩宠情节的史实描写的同时，还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史实中吕蒙是病死的，而到罗贯中笔下，则变成被关羽杀死，而且是七窍流血惨死。为何如此写呢？当然是为了神化关羽，又能达到给其报仇以泄愤的效果，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创作目的。

（三）朱然形象塑造的加减法运用

相比之下，《朱然传》较短，只有3页，加上朱治、朱绩的三人合传，才有6页。罗贯中对朱然这个在史传当中比较突出的人物形象，基本以减法为主。前面所述史家突出朱然和孙权关系的部分，如他俩共同读书、“结恩爱”等感人内容，包括他重病时孙权的恩宠等，皆被减去。包括史家对朱然的赞美、朱然战场上的一系列功绩，也是用减法。

当然，这个人物还在小说中的几个重要环节中出场，也体现了罗贯中的历史主义精神与创作态度的严谨。比如，夺荆州战役中朱然的表现，在陈寿笔下仅有29个字，这是典型的史家笔法，体现出陈寿追求文笔简洁的风格。罗贯中仍然遵照史实把捉关羽的功绩归于他，同时笔墨也有所增加，加强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这也可视之为加法的一种形式。再比如，在夷陵之战当中，虽然突出的是陆逊，但也写到朱然率领人马出现在沙场上。

应当指出，罗贯中在朱然结局这个关键情节上的处理有失分寸，甚至可以说是败笔。作者把朱然的死放在夷陵战役的结尾部分，让他死于赵云的枪下。这改变了史实，还提前了朱然死亡的时间，且前后不一。前面的描写虽然笔墨有限，但读者也还知道朱然是东吴一员名将。而在这里作者却让他突遇赵云：“云正杀之间，偶遇朱然，一枪刺然于马下，杀散吴兵，救出先主。”

按照《三国志演义》当中的名将对阵描写规律，赵云与朱然有大战数十回合的交手过程才合理，即使战败也不至于如一小卒般死得稀里糊涂。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这样来处理朱然，与处理吕蒙有相同的地方，其主观意图还是要替关羽报仇。其实罗贯中有多种选择可以艺术化地处理此情节：一个是大战三十回合，朱然敌不住赵云的勇猛，拨马败走，这也说得过去。虽然赵云是败军之将，朱然是得胜之师，但以赵云的勇猛和长坂坡的表现，败中更能显出其威力，所以朱然败在赵云枪下也不算委屈。另一种选择，即使是作者想让朱然在此了结，也不应如此草率，起码大战几十回合后再让他死去也不迟，这就可以和前面的描写相互对应，与陈寿的“勇烈”评价相呼应，免得出现矛盾。这一点不能不指出，这不是个小问题，从本文论述的重点来说，可视之为一个大问题。今日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以为朱然正名。

综上所述，罗贯中对东吴人物加减法的运用，总体上看是以减为主，偶尔适当增加。增加的目的，是为了突出蜀汉人物，而不是为了突出东吴人物。这和作者“拥刘反曹”思想总体上一致。

四、“东吴三督”形象再创作的潜力

从《三国志演义》的创作来说，站在东吴的立场看，罗贯中对东吴历史人物，包括君主、文臣、武将均采用减法，这对于想通过读《三国志演义》全面了解三国历史的群体来说，会有些影响。另外，从当代文化的角度来看，从当代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层面观照，从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层面来说，罗贯中的减法正好是当下用加法的有利之处，罗贯中无意中为后人留下了可以发挥的更大的空间。无论是哪个历史人物，只要是罗贯中用减法来创作的，我们现在都可以用加法再创作。因为从蜀汉集团来说，罗贯中已经用了加法，我们再发挥的空间就有限了。就“东吴三督”来说，可以发挥的空间就很大。

比如，陆逊晚年参与太子之争的这个人生悲剧，就可以改编成专门的影视剧。陈寿在《三国志·陆逊传》中肯定了陆逊与孙权的君臣相得和陆逊的忠诚忧国，给予其甚高评价：“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所以济大事也。及逊忠诚恳至，忧国亡身，庶几社稷之臣矣。”可见，陆逊的悲剧结局是由孙权的错误造成的。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里对孙权有过严厉的批评：“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陈寿批判了孙权的性忌与好杀以及治家不严。东吴亡于暴君孙皓，作为爷爷的孙权也难辞其咎，个中原因发人深省。由此看来，孔子所强调的“修齐治平”四部曲，是符合人与社会关系准则的。若修身不到位，则治家很难好，家尚且治不好，若欲治好国，则难乎其难哉！如果把陆逊的这一悲剧结局结合孙权晚年的治国治家弊端再现出来，可以丰富人们对传统文化中君臣关系复杂性的进一步认知。

再比如，关于吕蒙读书的史实内容就可以创作出好学励志题材的文学作品，有劝学的良好作用。这种文学再创作，既可以写成历史小说，也可以编成影视剧，还可以拍成动画片。若就朱然形象来说，可以再创造的空间更大，试以其为例，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第一，可以从朱然一生着眼进行创作，写成朱然传一类的作品。目的是以文学的形式全面把握朱然，求全，求细，求真善美。也可从史学角度写出新的朱然全传。

第二，可以抓住史实中的典型片段，把《三国志演义》所减去的内容恢复出来，在充分表现史传已有内容的基础上，再用加法，使其更生动形象，更感人肺腑，更令人难忘，更有文化意蕴。比如，表现朱然预见性智慧那一段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片段。朱然“临行上疏”，预见必胜；孙权“时抑表不出”，献捷后方“出然表”，赞其“果如其言。可谓明于见事也”。孙权很看重这件事，对朱然的才能更是刮目相看。这就很有戏剧性，若以朱然为核心，结合其另外一些军事功绩相互补充，就可再现战场上朱然的光辉形象，这里边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第三，可以重点抓军事题材，因为朱然总体上来说还是武将，陈寿所记也着重于战争层面。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陈寿对朱然酷爱军事的一段描述：“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脩絜，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这与其传末“以勇烈著闻”的总评相呼应，但更为具体全面和精准。其内容与笔法有类于司马迁的《李将军列传》。以此为核心拓展开去，大有文章可做。

第四，可以从政治层面深挖，着重谈君臣关系。朱然与孙权的君臣关系颇为典型，很有文化意蕴。这对深入理解整个古代社会的君臣关系都有借鉴意义。从君臣关系的政治角度，探讨良性君臣关系范型的思想文化价值，挖掘其中隐含的人情人性美，是很有当代思想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的。笔者在《〈三国演义〉东吴君臣关系新论——以张昭与孙氏兄弟关系为中心》一文中的第四部分，曾提出五点启示，可以参看。我们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方面有颇多工作要做，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为继承传统文化和建设当代文化提供借鉴。这不仅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对管窥中国士林人生道路与文化心态、心路历程有典型意义，而且在当代文化建设中仍然有独特的思想价值与认识意义。东吴方面可以有更大的再创作余地。

从陈寿与司马光等史家角度观照，他们笔下人物的思想闪光点，就是传统文化精华的体现。这既是他们奉行的“实录”原则指引的结果，也是“寓褒贬、别善恶”的主观追求使然。他们把历史人物身上的真善美书于史传，启迪后人，功莫大焉。我们今天读之，仍然会肃然起敬。罗贯中在历史小说创作中，既有对史家优点发扬光大之优长，也有不及史家之遗憾，对此应该客观予以评价。“东吴三督”形象的塑造，只是其中的部分例证而已。由此拓展开来，前四史中的思想精华、人物美质、文化价值，值得我们继续去挖掘，历史小说与史传文本关系的比较，应该还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

从历史题材的当代文学创作层面来说，其内容可以从史料中多角度地去挖掘。如罗贯中舍弃的能够表现朱然的某些史料内容，历史小说或者新编历史剧就可以补充上去。尽管《三国志演义》文本中没有表现，那也是历史题材创作允许的再创造。从拓展思路看，丰厚的古代史传中，如朱然、陆逊这样的士林形象中的闪光人物，都值得今人重新塑造其艺术形象，以丰富当下的文化建设。

与此相照，若反其道而行，把历史上封建性的糟粕捡回来当成宝贝，大肆宣扬，那就会造成一种陈腐、落后的扭曲现象：“沉溺于‘奴化’思想的传播,而缺少民主意识的弘扬;醉心于帝王权臣的赞颂,而忽略黎庶万民的关怀。”指鹿为马，误导青年，那就是令人遗憾的大问题了。在当下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化繁荣的可喜局面下，我们应该认真做好历史小说与史传文本关系的比较研究课题，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弘扬人文精神，总结、借鉴历史小说创作的经验，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参考，承担起建构文化建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