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发展何以可能（程彪，杨朝霞）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消费社会的来临意味着资本逻辑从生产领域进一步扩展到消费领域或生活领域，造成了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消费主义不仅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基本样貌，也深刻塑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日益把生活归结为消费，诉诸消费来追求个人的生活发展与幸福。在自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当代消费社会日益加速推进，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愈演愈烈。与此同时，消费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也日益尖锐地凸显出来：消费是否等同于生活？消费能否带来幸福？如何才能在根本上超越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实现生活的真实发展？这些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以及生活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方面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也必然会深刻影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正确处理消费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理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立足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通过对消费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厘清消费与生活的界限，探讨超越消费主义、实现生活真实发展的现实路径。

一、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

当代社会被鲍德里亚等学者指认为“消费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普遍贫困与物资匮乏相比，消费社会为人们提供了近乎无限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和服务，“丰盛”的印象深入人心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选择与生活期待，生活似乎有了无限可能性，然而消费社会又把所有生活内容都纳入消费逻辑之中，从而造成了生活的畸形发展。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处在‘消费’控制着整个生活的境地”。消费似乎已经成为生活的全部内容，消费成了生活的同义词，人们也成了“消费者”。这是消费主义的实质规定。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物质产品的大量生产，是消费社会的物质基础，然而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主导人们的生活并造成生活的畸形发展，却是由于消费社会成功地实现了从商品生产向消费品生产的转型。鲍德里亚以其符号价值批判理论深刻揭示出了消费品与商品的根本区别，即消费品在其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更具有“符号价值”。符号价值也就是消费品的象征性价值，它超出消费品自身的客观属性而关联到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消费品才能够成为魅力、身份、地位、品位、个性等方面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认为，单个的消费品、单个的产品并没有意义，“唯有意义的是当它们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的形状，与这些物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整个社会‘前景’。那里总有一个区分性的意义”。消费不再是简单的商品的选购和使用过程，而是追求和实现某种象征性的符号价值的过程。个人通过消费进入到消费社会的价值体系与游戏规则之中，同时也进入到消费社会的区分与控制体系之中，被消费主义所主导。消费主义对生活的主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的生活需要转化为消费欲望。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各种欲求，甚至带来了空前的“欲望解放”。传统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的、被压抑的各种欲望都被激发出来，也都有了通过消费得以实现的可能。仰海峰指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有意识地对需要（need）与欲望（desire）加以区分，但若想要理解消费社会中的人的存在与生命，就需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辨析。在消费社会中引导着人们消费的不是需要的满足，而是欲望的满足”。在分析了黑格尔、科耶夫和拉康对于需要与欲望的区分以后，仰海峰进一步指出，“在消费社会中，重要的不是满足人们的需要，重要的是将人的欲望激发出来，使之处于永不满足的状态”。与被充分激发并日益高涨的欲望相比，基本的或真实的生活需要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了。这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需要的异化”或“消费异化”，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新形式：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不再是自己真实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被刺激、被诱导的，同时也是被控制的、脱离生活的欲望。马尔库塞用“虚假的需要”来指称这种欲望，认为西方发达工业社会正是通过不断制造各种虚假的需要来实现社会控制与经济发展的。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欲望并不是真正的人的需要，而是“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是“病态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工业迎合与屈从于人性弱点的结果。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理解需要及其发展。“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需要会不断发展和提高，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然而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真实的生活需要转化为抽象的欲望。与真实的需要相比，欲望的产生是被激发出来的，欲望的对象或刺激物是偶然不定的，因而也是无穷无尽的、永远不会满足的。鲍德里亚反对从心理学的角度，主张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理解消费需求或欲望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他认为欲望逻辑是一种社会逻辑，不能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欲望所体现的是对符号价值或社会意义的追求。所以鲍德里亚指出，“单个的需求并不存在，存在的唯有一种消费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性追求，欲望不仅脱离了个体的生活实际，而且也脱离了社会生产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消费社会一方面激起了人们的无限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又承诺通过消费能够实现所有的欲望，消费因此具有了“拯救”功能。然而，消费非但不能满足各种欲望，反而会造成新的匮乏。一个欲望满足后会马上产生新的、更大的欲望。更准确地说，消费并没有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是通过不断激起新的欲望来覆盖和取代旧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们的欲望从来没有被满足过，它们只是不断翻新、无限扩张。在欲望的驱使下，消费成为一个无限的过程，生活也就陷入了一种“消费恶性循环”。

第二，劳动与生活相分离，劳动异化为生活的手段。在传统社会中，劳动与生活的联系是直接的，劳动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通过劳动来生产具体的生活资料。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劳动日益抽象化，劳动与生活的直接联系日益模糊，甚至被完全切断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核心要点就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劳动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实现，而成为动物性的谋生手段。不仅工人的劳动成果被剥夺，而且劳动本身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的、不自主的活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仅仅成为“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也不是真正的人的需要，而是被抽象化为“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的人的动物性的机能，即吃、喝、生殖、居住、修饰等等。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从生产力的独立化出发分析了劳动异化及其所导致的劳动与生活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与生产力相分离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自主活动与物质生活的生产的分离，导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而就他们的生活来说，“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地从劳动力的商品化角度深刻揭示了劳动与生活的分离。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对于他来说，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能不能被看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挣钱，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与生活的分离，不只是劳动异化即劳动成为谋生手段的结果，也是生活异化即生活沦为简单的动物性生存的结果。劳动与生活的唯一联系就是通过出卖劳动赚取工资，勉强维持生存。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虽然劳动不再是“折磨”“摧残”，劳动的强制性也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也不再局限于维持肉体生存或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劳动的异化性质与强制本性并没有在根本上发生改变，劳动与生活仍然是分离的，而且这种分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近年《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走红也表明了这一点。在人们的心目中，劳动只是赚钱的手段，劳动之外的消费才是生活，人们都向往一种不用劳动而尽情享乐的“宠物式的生活”。这是生活异化的最极端的体现。

第三，个人只关注自己的私人生活，个人与社会相分离。在传统社会中，个人是从属于共同体的，既依附于自然意义上的血缘共同体，也依附于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人摆脱对于原初共同体的依附成为独立的个体，是近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福柯认为，作为主体性的人是近代才诞生的，是现代性的一个神话，而鲍曼把现代社会直接称为“个体化社会”。

马克思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批判指出，“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是“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而作为人的“类生活本身”的“社会”，则“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存在形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一方面造成了人的个体化或私人化，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一个全面分工与普遍依赖的社会体系。在进入消费社会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虽然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化的或强制的，但却是个人参与社会生产、进入社会的主要途径；同样地，虽然人的社会关系以物的关系形式表现出来，并成为一种强大的压抑个性与统治个人的力量，但人与社会的联系却是直接的、实实在在的。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人们的压抑与统治，每个人都能够直接而强烈地感受到，也正因如此，人们对于社会的反抗意识也是自然的、强烈的。然而进入消费社会之后，消费成了个人与社会相联系的主要途径。虽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消费所体现的生活异化远比劳动异化更为深刻、更为全面，但是，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却不像在劳动过程中那样可以直接感受到生活异化；恰恰相反，在个人的直接感受中，消费就是生活，而且是一种休闲、享受、娱乐，消费被体验为一个私人的自主活动与自由的领域。在消费过程中，人们所关注的只是个人的需要或欲望，所追求的只是个人需要或欲望满足的直接感受和享受，而社会是为个人服务的，消费者成了“上帝”。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社会不仅仅意味着财富和服务的丰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一切都是服务。……当代消费者们沐浴在关切的阳光中”。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社会本身也成了一种消费品，在当下所谓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对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网红”现象的关注，就最直接地表明了这一点。鲍德里亚深刻地指出，把消费体验作为一个私人自主的领域是“消费意识形态话语”精心维护的一个“幻觉”；更为严重的是，消费过程是一个“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在消费过程中，个人的“自我”被完全取消了，也丧失了任何反抗意识，这便是鲍德里亚以“玻璃橱窗”隐喻所表达的悲剧性结论。因此，消费所带来的个人与社会的分离，不仅使得个人生活越来越私人化、狭隘化，加剧了个人对消费的无限追求与全面依赖，从而失去了真实的生活发展的可能性，而且也使整个社会生活向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敞开了大门。

二、消费主义深层的资本逻辑

在当代消费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被消费主义所主导，是资本逻辑深入拓展的结果，即资本逻辑由生产领域进一步拓展至生活领域的结果。这意味着资本已经实现了对整个社会领域的统治，同时也意味着资本逻辑达到了自我崩溃的边缘。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财富的无限积累，资本的本性就是资本的自我增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指明了资本的扩张本性，并批判考察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历史进程及其革命性后果。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更是深刻揭露出资本的无限增殖的本性以及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的必然趋势。此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看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已经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而扩展至文化、社会心理等意识形态领域。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展到所谓“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甚至“数字社会”，资本逻辑更是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并在根本上主导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哈贝马斯把资本逻辑向生活领域的扩张形象地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鲍德里亚更为尖锐地指出，消费社会的消费驯化是资本逻辑通过工业化把大众驯化为生产力之后进一步把他们驯化为消费力。资本逻辑向生活领域以及整个社会领域的扩张，其实质是资本统治在广度上的拓展、在深度上的强化。然而在表象层面上，资本作为一种独立性的统治力量似乎逐渐丧失了其异在性和强制性，而变得人性化、温情脉脉、无声无息。资本不仅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与人们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这也正是鲍德里亚把消费理解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意识形态形式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形式中，人们完全被资本逻辑所同化、吸收，不仅失去了对于资本逻辑的反抗意识，甚至完全失去了关于自我的主体意识。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及其对生活的彻底主宰的揭露与批判，无疑是非常深刻的，然而他们的结论却过于悲观。他们认为，资本逻辑的无限拓展不仅彻底瓦解了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彻底消除了个人的主体意识与反抗意识。面对强大的、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人们是无能为力的，反抗和打碎资本逻辑只能寄希望于某种奇迹式的偶然事件，或者说，只能从外部寻求抵制和反抗资本逻辑的力量，而这显然是一种乌托邦幻想。这种悲观主义或乌托邦主义本身就是资本逻辑统治的观念体现，它不仅在客观上承认了资本逻辑无限扩张的现实，而且在主观上完全慑服于资本逻辑的主宰；它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逻辑，而是把资本逻辑绝对化了，背离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辩证理解与历史性批判的基本理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逻辑绝对化不同，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活生生的矛盾”，把资本逻辑理解为一种自我否定的逻辑：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不可阻挡的扩张之中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灭亡。“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资本主义生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的同时也产生出消灭自身的现实条件，孕育了更高的社会形态要素。也正如梅格纳德·德赛在《马克思的复仇》中所言，“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时，既把它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视为一种最终自我毁灭的体制”。因此，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形态与人类解放创造了怎样的现实条件。

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本性的观点，资本逻辑在其向生活领域拓展并主导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还进一步激化了自身的内在矛盾，推进了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消费主义作为资本逻辑当代拓展的主要形式，也的确造成了空前严峻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活危机。这些危机都充分表明资本逻辑已经走到了自我崩溃的边缘。

第一，从消费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的角度看，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已经达到了其绝对的自然界限。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时指出，资本基于其无限扩张的本性，会促使人们去“探索整个自然界”，“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然而资本探索自然和发展自然科学的目的却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它只是为了“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创造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资本自身的增殖和扩张。这必然导致对自然的无限掠取和肆意破坏。

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危及人类生存的日益严峻的全球性问题。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詹姆斯·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把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一起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且与经济危机相比，生态危机是更为深刻、更为严重的危机，它更为直接地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本性，表明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已经走到了自我毁灭的临界点。正如张盾指出的，“所谓生态危机其实就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自毁机制的当代表现形式”，生态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触碰到它最后的绝对限度，即自然的限度”。也有学者概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总体性的矛盾。

与传统意义上的消费不同，消费主义的消费不是为了实用和生活而消费，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消费，消费只是资本自行增殖和扩张的一个环节。资本基于其无限增殖的本性，要把商品流通和资本周转的时间尽量缩短到极致，许多消费就只是购买行为本身，根本没有进入实际使用环节，甚至有的商品还没卖出就已经失去了其作为消费品的价值而被淘汰了。消费主义的巨大消费拉动力，可以说是解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是却造成了更为严峻的生态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明，资产阶级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如果说，资产阶级防止或应对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的办法越来越少的话，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则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

第二，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看，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把资产阶级社会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资本逻辑向生活领域的深入拓展，造成了新的、更为深刻的社会两极分化，使消费社会自身难以为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社会的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趋势：“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社会领域中的这种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资本对劳动的统治的必然结果和表现形式。消费社会以丰盛取代了匮乏，消除了无产阶级的赤贫化现象，在根本上消除了原来意义上的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作为消费的主力军，也被视为弥合阶级对立与两极分化的主要力量。且不论中产阶级是否真实存在并发挥社会一体化的作用，消费社会肯定没有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和谐或社会一体化，恰恰相反，却造成了新的、更为深刻的社会两极分化。鲍德里亚已经指明，消费是一种区分性与控制性的社会价值体系。对此，保罗·福塞尔在其《格调》一书中也给出了最直观的社会学揭示：传统的社会等级或阶级区分演化为消费方式的格调区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世界正趋向于贫民化，或说大众化。这一趋势已经无可逆转”。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中更为深刻地指出，消费社会在把所有社会成员塑造成消费者的同时，也产生出了“新穷人”，即，“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作为“失败的”“有缺陷”的消费者的“新穷人”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消费社会内在固有的社会区分与两极分化趋势，而且意味着消费社会自身的缺陷与失败，即消费社会力图把人们的全部生活内容都纳入资本逻辑、把所有社会成员都训练成合格的消费者的企图是有缺陷的，也是失败的。

第三，从消费主义所带来的生活危机看，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使生活彻底丧失超越性的意义之维，陷入发展困境。按照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洞察，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在其本质上是一个世界的祛魅与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摧毁了传统的宗教神权社会的同时，也消解了生活意义的超越性维度。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与资本逻辑的深入拓展，人们的生活也必将越来越彻底地走向世俗化、庸俗化、物质化、功利化、平面化，并在当代消费社会中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消费主义主导的生活中，消费似乎能够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无论是物质性的需要还是精神性的需要，然而实际上却是消费抽去了需要的具体性，切断了需要与人、需要与人的生活的直接联系，消除了物质性的需要与精神性的需要之间的界限，把它们都转化为抽象的消费欲望。需要或欲望的满足与否，也不再有一种客观的标准，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生活的意义问题被消费的感受问题所取代。所以，消费主义必然导向感觉主义、快乐主义，导向“娱乐式幸福”。“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这一通俗说法道出了消费主义的真谛，而另一个更流行也更强烈的表达是“刺激”。感觉是即时性的、转瞬即逝的，只有不停地消费，不停地重复与增强刺激，才能保持这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而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感受力的日渐下降。这便陷入了消费刺激与感受疲惫之间的恶性循环，这也是人们在消费中非但不能体验到幸福与意义，反而总是感到失落和焦虑的根本原因。

三、超越消费主义的生活发展

只有在根本上破除资本逻辑及其对整个社会领域的统治，才能超越消费主义、实现生活的真实发展。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本性的观点，资本逻辑向生活领域乃至整个社会领域的扩张，同时也为超越资本逻辑创造了现实条件。作为资本逻辑向生活领域的扩张的结果和表现，消费主义也内含着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因素，为人们的生活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甚至指明了具体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实现了社会生产力与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而且还孕育了新的社会因素，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现实条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现实条件理解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的普遍交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论述社会发展的“三形态”思想时，把这种现实条件更为准确地概括为“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并明确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消费社会来临表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交往，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相比，都有了更大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没有与人们的生活发展完全一致起来。在当代消费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远远超出了必需品的范围，消除了极端贫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远远超过了恩格斯所说的“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人们的生活有了基本物质保障并得到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每个人的生活发展与个性自由发展有了真实的可能性。在社会交往方面，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虽然当代消费社会的社会交往仍然没有摆脱其物化形式，但是社会交往越来越方便、迅捷，越来越密切、频繁，社会交往的普遍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在地理空间上，人们的社会交往已经扩展至全球，地球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在社会空间上，社会交往超出了商品生产与交换这一狭义的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精神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消费主义把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拉入到资本逻辑主导的消费体系之中，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性：人们的全部生活资料和生活内容——无论是物质生活的还是各种非物质生活的——都必须通过并依赖整个社会消费体系才能得到有效保障，尽管这种社会性对个人来说是异化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客观上进一步孕育了新的社会因素，为人们生活的真实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超越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实现每个人的生活的真实发展与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们的现实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

从个人生活发展的角度看，克服或超越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实现生活的真正发展，应着重做好如下三点。

首先，重建需要与生活的内在联系，不断丰富与提升生活需要。消费主义的泛滥及其对生活的主导，意味着人们生活需要已经远远超出了基本生活需要的层面，而这些超出基本需要层面的新的生活需要却被笼统地包括在抽象的消费欲望之中。这些新的生活需要，如果借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表述，就是那些超越了较低层次的“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之后的、更高层次的“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马克思强调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这与他关于人的全面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概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有个著名论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个论断表明马克思把生活具体地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四个不同领域或不同层面。据此，我们认为人们的生活需要也就可以分为“物质生活需要”、“社会生活需要”、“政治生活需要”以及“精神生活需要”，其中“物质生活需要”是最为基本的，它对于其他各种生活需要的产生和满足具有根本的制约性。消费欲望所体现的新的生活需要，就是这些超出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各种非物质生活需要。

“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同的生活需要，其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和满足方式必然是不同的，也必然要求我们个人付出不同的努力，要求社会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与满足手段。与物质生活需要相比，新的非物质生活需要是更为高级的，也是更难以满足的。然而，在消费欲望中，这些新的超越物质生活层次的生活需要又被统统归结为一种物质性的需要，而且还承诺通过物质性的消费就能即时而轻易地得到满足，获得所谓的“成功”“地位”“尊严”“品味”“个性”“自我实现”等等。然而，这种承诺和满足都是虚假的、徒劳的。正如艾伦·杜宁所言，“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消费社会非但没有很好地发展，进而产生满足这些新的更高级的需要的新手段，反而总是无限制地刺激人们的病态的消费欲望，把人们的生活追求引向低层次的生活需要，从而造成物质生活的畸形膨胀以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被资本主导的消费欲望，无论表现为“粗陋的”需要还是表现为“精致的”需要，都基本没有超出物质生活需要的范畴。克里斯托弗·贝里尖锐地指出，所谓的“奢侈品”也都属于具有普遍性的“基本需要”范畴——饮食、居所、衣着和娱乐。这一观点是很有洞见的。因此，克服或超越消费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把抽象的消费欲望转变为具体的生活需要，也即把笼统地包含在抽象的消费欲望中的不同领域或不同层次的生活需要明确区分开来，充分认识到生活需要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不断丰富需要的内容、提升需要的层次，并积极谋求与之相适应的满足方式，这样才能实现生活的丰富与发展。超越资本逻辑统治的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也就是为人们的日益丰富、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不断创造相应的满足手段与保障条件。这也正是我们党和国家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努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根本目标。

其次，重建劳动与生活的本质联系，充分肯定与张扬劳动的生活意义。奥伊肯认为，“对现代生活最有力、最典型的概括，莫过于它最喜欢的论点，即它有可能为生活找到一种意义与价值，无须求助于另一个世界……这是一种坚决的尝试，要把生活完全地扎根于我们脚下的世界而不放弃它的意义与价值”。奥伊肯进一步指出，“倘若生活要有任何意义的话，只能从一个源泉即劳动去获得。而劳动看来确实能够提供这一意义”。对于劳动的生活意义给予最高肯定的还是马克思。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而且强调“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生活”充分体现了人的“类特性”，也即人的“自由”本性。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与人的生命活动以及人作为生命存在的类特性直接统一起来了，劳动与生活也就有着内在的本质性联系。对于这种本质性联系，马克思最精辟的论断就是《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这个论断，“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割裂劳动与生活的本质联系，把劳动对于生活的意义仅仅理解为生产各种物质生活资料，这既是劳动的异化，也是生活的异化，即“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消费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形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劳动不再以简单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主，对劳动者的体力的要求逐渐减弱，而对各种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协作等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智能化，同时也越来越社会化。在新的劳动形式中，劳动过程与劳动者个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系日渐模糊，甚至连那种异化的或否定的联系——劳动作为生活的手段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也难以辨认了，“非物质劳动”更进一步模糊了劳动与消费或生活之间的界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个体劳动的社会性却极大增强了，个体劳动作为社会劳动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因此，重建劳动与生活的本质联系，必须同时改变对劳动的简单理解以及对生活的狭隘理解。我们必须充分承认，新的劳动形式与先前苦役般的劳动相比，不仅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资料，而且也以片面的或异化的形式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人性内涵，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性价值。新的劳动形式使个人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发展更为紧密地联结为一体，从而为个人生活的发展敞开了无限广阔的社会空间。因此，劳动的发展与生活的发展是完全同步的，劳动与生活的本质统一性问题以及劳动对于生活的意义问题，也必须由此重新理解：生活的意义首先就体现为建立在劳动发展基础上的生活发展。就此而言，那种通过简单的体力劳动来寻求生活意义的做法，无论有多么高尚的动机，都是不切实际的。

第三，重建个人与社会的本质联系，敞开生活发展的广阔空间。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不仅必须生活在社会中，而且社会性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亚里士多德把人理解为政治的动物，马克思更是明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性，同时强调不能把社会理解为与个体相对立的抽象的东西。“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因此，个人以及个人生命活动、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内在的社会性，而这种社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以物化的或异化的形式发展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都是以人的社会性为思想基点的。消费主义把生活归结为消费，把个人生活完全拉入到现代消费体系之中，以极端的形式——同时也以异化的形式——表明了个人以及个人生活的社会性。然而消费主义却又力图把人们的生活发展限制在个体性的物质生活之内，把个人以及个人的生活发展隔绝于社会与社会发展之外，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超越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必须重建个人与社会的本质联系，努力走出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进入到广阔的社会之中。只有进入到广阔的社会之中，人们才能走出物质生活畸形膨胀的消费主义陷阱，使物质生活得到健康发展；同样，也只有进入广阔的社会之中，人们才能有真实的社会生活发展，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也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这样，个人与社会、个人的生活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就内在地统一起来，个人的生活意义也就具有了现实性根基与超越性指向。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看，要根本破除资本逻辑，根本超越消费主义及其对生活的主导，必须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仍将是一个很长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既是这一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积极推动和引领这一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