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村护村：乡邦守护的传统规则与现代困境——赵焕亭小说包村书写的社会学考察（王立）

在民国历史演义与武侠小说交织中，赵焕亭演绎了浙江诸暨包村护村故事，其设计思路与《水浒传》“祝家庄”“曾头市”故事颇有渊源，也与1927年3月英美“炮击南京”，史称“三·二四惨案”，尤其与“济南惨案”关系密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更有日寇蚕食国土，“焦土抗战”呼声激荡，民众保护赖以生存的家园，成为最紧迫的社会危机。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之一，绍兴人朱贞木（1895—1955）作于全面抗战时期的《虎啸龙吟》，慨叹浙江平民英雄辈出：“古人说，北方风气刚劲，所以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这话诚然不错，但是山川钟毓，何地无才？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举在下的故乡，号称人物文家的浙江来说，从古到今，所谓武健豪侠一流的人物，着实出了不少……咸丰年间的时候，正值太平天国纵横之际，战争连年。人物蔚起，也不知造就了多少俊杰，也不知埋没了几许英雄。恰恰这时节，浙江绍兴府诸暨县，出了一个包立身，居然就凭一个乡僻农夫，把太平天国一支精锐军队，杀得七零八落，因此震动一时。”绍兴毗邻诸暨，朱贞木的看法在十年前已被赵焕亭认知、演绎了。赵焕亭的包村故事，镶嵌在“儒侠”邹玉林拜师学艺、成长历险的书写中。玉林助包氏兄弟守卫包村，虽包立身（分解为包伯高、诸一峰、邹玉林、梁森等形象）率众拒太平军兵败身死，而玉林被围时成功逃脱归隐，后与故友诸一峰重逢。作为中心人物的邹玉林，也是重要叙事视角，串联了先后出场的众多人物，形成了大故事套一连串小故事的立体结构，从江湖游侠的他者视角、外聘武师之包村人才管理层以及御敌防务设计者的内视角，多维、客观地揭示包村由盛到败亡的全过程。此于《水浒传》“祝家庄”“曾头市”护村战略战术看，有模仿、继承，也有补充、改变与创新，时代演进之轨迹非常明显。

一、主事人的德行、用人观念与内外协调力

新近的通俗文学史指出：“自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战乱更是对这一地区造成了巨大冲击，人口锐减，举目荒凉。”与赵焕亭同年出生的蔡东藩（1877—1945）曾引用战乱后《闻见篇》四章概括：《猪换妇》《屋劈柴》《娘煮草》《船养姑》，称其“不减杜少陵《哀江头》诸作”。而赵焕亭小说的背景为：难民涌入浙江，“很有几处富庶村镇被贼攻破，那淫掠杀戮之惨，委实凶得紧哩”。小说写包村守村，凭借史稗叠加模式，以多维视角呈现出距绍兴二三百里外包村悲剧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成因。

首先是包村庄头包伯高等主事人的德行与能力。乡村是熟人社群，庄头（村首）往往是荐举制的结果，德行与能力是重要因素，但对于社会结构的底层而言则较为复杂。小说写“村团”无事时两大爱好：女人与酒。伯高好色多妾，其弟仲明嗜酒误事。村团武师蒋璧城被夺爱又不满于待遇，积怨渐深终至开门纳敌：“俺自离乡以来，随缘混迹，始而还算罢了，因左近州县好拳棒的少年需人教授，俺混迹其间，还不至十分落魄。后来拳场都散，俺虽稍有积蓄，又因在某处倡家沾染恶疾……流落在卖艺场中，直至今日。”“武社”首领孔昭达对他有“行动间总欠庄重”的顾虑，但包伯高执意荐举，小说以断言预叙：“哪知后来包村十余万男女性命，都随着小小酒杯儿送掉，也只可诿之于气数了。”特别是璧城对伯高有了夺爱之仇后，伯高仍大摆宴席炫耀，致使人心涣散，也为璧城被敌方高官金钱收买留下心理基础。伯高违背“儒侠”理想，是葬送包村的首要原因。

其次是包村的御敌战略差误，布局疏漏、攻守失当。一是重村防工事修建，加固扩建外圩，却未设瞭望塔及时观测敌情。璧城作为包村武师，因筑圩屯粮草策略获包村族长辈包世兴信任，但河中怪物冒头喷水，璧城却漫不经心。而邹玉林虽见识更广，及时指出防务问题，但无法直接解决。二是全民加筑工事、练拳，却忽视对敌动向侦察。如此过于张扬战备，意在表明包村领导层的防守“上心”，却疏忽三村拱卫的军事常识，也引起有共同利益的邻村“烧纸引鬼”（露富引贼）的担心。以致村老无奈地叹息：“伯高志大而疏，他如此闹法，将来精神稍懈，或有个提挈不来。一旦与贼众结下深怨，却也大有可虑哩。”未能与高、戴二村多边联防，也使包村孤村难守。三是缺少主动出击的韬略，僵化固守。当敌军已抵禹王河，伯高也未据河阻击，导致被动挨打。

其三是“借力不分利”与“借力分利”用人观念的代差。一者沉溺于法术。类似《水浒传》误走“妖魔”的墓碣谶言，血色薄雾中“海水群飞，红羊罹劫……四百年后视此碣”，之后又重墨渲染包伯高同蓝大炮、小青娘斗法。以冷兵器对敌，有了后来伯高被刺身死，消解了法术人情的老一套打法，但战略战术均已陷于对手降维打击的高阶战术罗网中。二者内耗纷争大。聘外来武师基本上只为解燃眉之急，却仍“叶公好龙”，外来义侠邹玉林、诸一峰等，常被处处掣肘。又如外来武师蒋璧城，练兵急于见效，“鞭扑责罚之事，日有所闻”，引起村民不满，托人说情，使璧城无法坚持：“聚不教之众，若无规法以驭之，安能有用？……孔兄看练乡庄，似自己随便督率几个渔户一般，未免就错误了。”璧城的直率被视为傲睨。责罚醉酒者致死，孔便借题发挥，致璧城称病停操并辞职，包世兴置酒调和，夸奖伯高所拟埋伏之策，称惊散便罢，不断其窜路，不多杀伤，以免结怨，璧城即奉承、发轻敌大话；侦查归来的仲明也称来敌“这点子小事”。三者孤军自守缺少内外协调。包村虽与高、戴二村及诸暨联防，却难维持实战，与《水浒传》之“祝家庄”相似。败将蓝大炮纠集邻县武装合围包村的协调力，成为包村失策的鲜明反衬。

小说中包村陷落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消亡，暗示传统护村模式已落伍，召唤新的生存样态。赵焕亭将同治元年（1862年）上半年包村陷落形诸小说，行动主体毕竟只是军事技能、作战常识缺乏的村民。在被神化的庄头包伯高带领下，虽有抗敌护村的热情与自信，却信息不畅，同乱军、蓝大炮等缺乏训练的抢劫犯对阵，尚可侥幸，若与李秀成军作战，则必难取胜。作者在时代语境中要带给读者的一种对外敌压境的“底层叙事”，以稗官野史载录解读与仕宦家教体察结合，寻究“济南惨案”（1928年）等惨痛教训，担忧并预判了几年后更大的不测发生，成为较早深挖“乡邦守护”方战败根源的“国难小说”。这些，与清末有些北方小说家还停留在“庭园叙事”的卿卿我我相较，无疑是充满忧国忧民情怀，更具有关注民生国运的时代视野。

二、护村战略：团首的法术、团众技能与剑侠助力

在乡村带有宗教意味的氛围、行为方式中，包立身（赵焕亭小说中包伯高等原型）类似于“香头”（团首）的角色，是具有呼风唤雨能量的“奇里斯玛特质”人物。这一人物被赵焕亭广为采集笔记构成“箭垛人物”，属久远的“神化”族群头领的社会结构模式。他以大故事套小故事，融入武侠元素、传奇色彩与民间信仰。“包村护村”，体现出保一方平安的士绅情结，穿插了外来客——剑侠除水中怪兽的“神助”故事。

其一，崇拜团首的“法术”。包村护村故事由三个阶段构成：一是“黄衣怪”率乱军侵犯，包村在包伯高带领下初战告捷，作为头领的包伯高被神化，周边村民争来避难：“各处传说得包氏兄弟便如天人一般……都说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像个三只眼的二郎神，也像个三头六臂的哪吒三太子；并传说蒋璧城是绝世异人，金钟罩咧，铁布衫咧，全挂子奇特武艺还不算，又能祭起十二口飞刀，专以老远地割人的脑袋。便是包村的团丁，也能刀枪不入……距包村方圆数百里，无不视包村为避乱桃源、长城保障。”二是与蓝大炮、小青娘股军作战，双方“斗法”，包伯高大有斩获。最后是与李秀成军对抗被屠村，“原来包村十来万人，逃出者不过万余人”。三次大战都特别突出表现包伯高的预测能力、法术高妙，但与久经沙场擅长韬略的李秀成军团作战，则节节败北。团首包伯高由受景仰到被刺杀，触目惊心的不仅是其亡身的过程，更有其不合时宜的“斗法”战术，包村护村亦然。

其二，与包村团局命运相关的是团练、团董、保甲及女团董们，他们崇尚武力，不思改进武器。类似威名与过度自信其他地区也有，另一小说写觉民、向坚赴京时在涿州客店闻榆林寨声威远被，女将率团众捕盗，割首悬示：“如今办乡团的跋扈得很，大半是捉住强盗，先斩后奏，只将这档事报到官儿跟前，就是多大的面子哩。”“若没得本领，镇得住榆林寨那班虎狼团丁吗？客官你不晓得，俺这里把榆林寨里的梅英嫄就比作穆家寨的穆桂英哩!”说明集体护村机制的普遍问题与居民崇拜个人英雄的民俗心理。

其三，剑侠故事的旧题新用，突出剑侠救民业绩。作者追叙前代剑侠故事，是将之作为现时剑侠的文化基因看待的。故事空间起初设定在江西吉安，距宝剑神话发生地丰城三百多里，吉安的金刚炮创始人儒侠诸岱云（诸一峰之父）以飞剑练气，故背景取丰城令雷次宗（焕）《豫章记》《雷焕别传》载宝剑神话，《晋书·张华传》亦称：“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张华）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坠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再就是炼剑与剑侠的拜师学剑。丰城宝剑神话辐射下的吉安“金刚派”祖师超果，习武健身，实为“儒侠”，诸岱云随其习练剑术三年，出山禁忌是“切不可恃艺凌人”。然而，初出道的岱云小胜自负，受挫被教训。在豫东鲁南交界的山村遇老翁、童子，遇到了如武松不顾店家挽留夜上景阳冈的冒险、尴尬。“岱云听了，也没在意，便匆匆开给饭资，负装佩剑，顷刻起行。”心高气傲的岱云暗笑店翁拉客胡说，“信口高歌”，比起武松更张扬，不料跳出个三尺来高怪物，扎手舞脚竟截住去路。岱云使出平生本领，却无法冲过，岱云“堪堪委顿”。幸得店翁赶来解围，原来所遇却是头套着鸡笼的童子。比起景阳冈大虫来袭，更有别样的跌宕。店翁看出岱云身手“活脱似超果秃厮”，而他原是超果的师兄、岱云的师伯贺如风。熟谙历史演义的赵焕亭，并未运用对战双方在较量前的仪式化介绍，而是用江湖“不讲规矩”的戏谑，“强中自有强中手”，达到“狂欢”之效。老翁事则略说，三十年前江湖上有名的侠盗贺如风，今隐于山中“教孙为乐”，令人感慨“三十年前英豪何在”，这是上一辈的江湖。

其四，新一代剑侠开启了江湖豪侠“借力分利”的新模式。邹玉林的威名从帮助村民铲除“猪婆龙”开始，“外来客”助力乡村修堤防灾，也是包村防务战略中“借力护村”模式的有机构成。村人在南沙窝这一河流迅疾段筑堤，“屡筑屡塌”，孔昭达亲自冒险下探，见堤根下穴口，抽刀砍下，“却带出一片灰黑色的褪鳞，其坚如铁，其大如掌”。下一回写：“水涡漩处，现出一个巴斗大的怪脑袋，似牛非牛，却是鳞鬣俨然，头矗双角，两只明灯似的怪眼，一昂脖儿，引起丈把高水桶粗细的黑身儿”，最后以小猪为饵钓：“拽上一个两丈多长，鳞甲似铁的猪婆龙。一阵价就地蜿蜒，四爪齐刨。”此时赵焕亭又穿插了巫支祁（无支祁）、李玄霸（李元霸）等大力英雄典故，多亏过路“贩枣子的客人”的宝贵提示，才成功捕获水兽。赵焕亭镶嵌擒水兽传奇于修堤故事中，意在强调外来见多识广的博物者（剑侠、武师）之可贵。村民视野局促，擒水兽尚且如此犯难，何况合村抵御外敌之生死存亡大事？因而包村主事层当即以小见大，领悟出外来人才的新价值，孔昭达“一把拖牢”挽留玉林，包伯高也拱手邀其至宅相叙，并以佩剑的不凡，昭示这人“英姿卓立之概”，绝非寻常商贩。剑侠邹玉林武力智谋超群，也曾被高薪聘请为武师。因而洞悉伯高殷勤相邀寓意，前此包村已聘武师蒋璧城也是见过世面、有追求的落魄者。但团众的战斗技能，小说中缺少表现。前此包村护村还依赖“奇里斯玛特质”团首为先锋的传统模式，经过铲除“猪婆龙”神奇事件，新的三村“合力护村”模式才算初步形成，这是侧重于“合纵连横”的统一战线战略升级。

包村故事比较复杂，史载各有侧重，对“乡邦守护”的改进很有借鉴价值。如光绪七年（1881年）刊会稽（绍兴）杨德荣记载：“（1861年11月）闻暨邑东南包村大起义团，为首者曰包立生，乡愚啧啧称其有仙佛之术，大抵英雄生于农家，所谓天授非人力欤？号召义勇，筑土墙，建坛社，竖义旗，曰‘义军统领’，包衣帜皆尚白，相约剃发，近村数十社蹶然应之，至是寇始严蓄发之令，有再剃者杀无赦，而民遂无宁日矣。”而也有光绪年间《申报》丛书载时人认为，在包村战事牵制下，福建、河南免遭屠戮，及宁波大捷，都大为受益：“时诸暨包村，有包立陞者，集众击贼，亦号‘白头’，已隔岁，历三月，屡挫贼锋，贼乃东调宁波，西调杭州，南调金华，集大队与抗。所经平水留宫诸山，辄恣意杀掠。贼虽众，与包战皆败，败则走，且火，故璃渚以南，炊烟几绝。栖凫遂、盛塘亦不免。向无包生，讵有此乎？包生盛时，有异军白头起平水，合嵊之马氏军，诛卡贼屡战皆胜……又以包村故，来战者相继于道，扰民居无休息。包生亲军二千，客师二万余，有古塘陈朝云者，众亦数千，与为犄角，既而如嵊古塘灭，贼以数十万围包村，相持六月，大小数十战，斩贼目千，伤卒不胜计，嗣以食尽溃围去。所遗老稚及避难相依者，合万人，同时皆灭，此岂其罪也哉！向使春夏之交，贼众未集，直捣郡城，事且成矣，岂不惜哉。然浙江丧乱之后，闽若豫尚能高枕者，实恃此区区一旅，为之牵制，不敢远涉，既观察张景渠宁波之捷，虽以借力于英法，而贼在当时，实有不能兼顾之势，不然，亦无此易也，功亦伟矣。”因有了包村的抵抗与牺牲，邻近地区与远至福建、河南都减轻了战乱压力或纷扰，这也是赵焕亭“包村演义”选材、重构的全局情怀之所系。

三、权力、美色、装备：村庄资源的分配与纷争

赵焕亭20世纪20年代的包村护村书写，完全采用冷兵器交锋，并非1861年包村卫战的实况，多半是由于题材、主题对于“天书——剑术”母题批判性的切近、需求。明清历史演义式的阵上交战描写无大新意，最大特色在于描写团练护村失败的复杂因素，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地基——村庄，是政府权力的末梢，社会权利的基础。在这一交叉层级里，义务与权力的分配交织着传统的规则与当下的纷争。

其一，被神化的包村团首及其村务主事人，有多少权力？又如何使用？首先涉及的资源是村民的公共资金。包村虽吸引了许多富户携资来避，但筑防工事依旧资金不足。不仅毗邻高、戴两村未修外圩，村民因缺资也不积极，还要召开系列会议相商，稍有头绪而匪警已到。两村筑圩不及，无法像《水浒传》祝家庄那样得李、扈二庄拱卫，令玉林等甚憾。只得设计由两村朱首事（诸一峰扮）出面向蓝大炮军诈降，献上牛酒和金铃、玉琐二伶，大炮军败，因蒋璧城破坏大炮才漏网。这是因为团首包伯高缺少统筹，导致守备资源迅速被耗尽。对于四方扶老携幼来投的难民，包村一概收纳，“喜得租赁房金”，住满就扩到圩外，愿充团丁也一律收纳。显见，包村广纳人口，有一种“做生意”的商业思维，各色人员陆续混进，而公共资金的征集和使用却混乱不清。

其二，就是女性占有权，伯高贪色“摇动了包村的根基”。此前已有凶兆，孔昭达梦酣战时美貌女子与狰狞厉鬼互相攫拿，“（风头）业已红渗渗的，变作血殷的败色，竟似一个绝大的绛纱罗罩一般，轰的一声怪响，猛可地直压包村”，梦兆果验。小说多处运用了神秘梦兆的预叙功能。包伯高得知小青娘被昭达酒后杀掉事，竟想“将姚玉珰送与璧城，以慰其意……哪知这一来，倒引起璧城疑心，以为昭达杀掉小青娘，说不定便是伯高授意，不然，怎会不提小青娘一字呢？于是姑且狠狠地咽下这口恶气”，而伯高把姚玉珰收房，又迎娶了金钱花（武师蒋璧城的相好），邹玉林等都十分担心：“伯高此事，好生地大欠斟酌，难道便不知金钱花和璧城的一番事体不成？怪道璧城大逞酒性，并且那一匕首，也就鹘突得紧。璧城若是真醉，倒还没甚要紧，不然……”不仅蒋璧城对包村团首伯高怀有“夺爱之恨”，装醉行刺伯高，奸细李通海（本“发逆”战俘，却任村团教练）还称其酒醉大吐替他遮掩。于是，守村的悲剧成因，就如此以团首胡作非为荒淫无度→骨干心怀异志→奸细受重用等组合揭示出来，直接指向人性深隐的弱点。团首与骨干以权谋私的腐化，应该是一个普遍问题，赵焕亭早年代表作《奇侠精忠传》等也进行了揭露与针砭。

清初已有对团练首领称职与否的思考。说陕西延安府安塞县的党一元，家业丰足。他为地方除暴安良，远近百姓感其义气仰慕声名，如《水浒传》柴进、宋江。此时朝廷：“凡流贼蠢动地方，俱要举一智力兼备之人在郡城立为都统，州县立为团练，村堡镇寨立为防守；俱各从公选举，若才行不足的，也就不敢担当……不料时下有团练之举，人头上也就当做真正官职一般。彼时公道在人，地方绅衿保甲齐声推荐党一元堪当此任……却说延安府清涧县也有个团练名叫南正中，是乡绅子弟……平日他好弄枪棒，行些假仁仗义之事。只是生性好淫，见了人家美色妇女，便魂不附体……”至少有正反两种类型的村务“团练”，而北赵小说则写因父“包善人”广赈饥民获家族声望，伯高任团首却架空外聘武师，贪色变质引发内讧，导致护村失败。权力本位影响下的团练（秘密会党）腐化，是有清一代的普遍现象，这与小说描写秘密社会起事中的“女大师”现象，也是相互呼应的。

其三，“借神力”、任用外来剑侠以弥补包村专业实力不足，如邹玉林、诸一峰。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战争语境中思考迷恋剑术、法术，是在反思仅借助“神秘力量”成就不了护村事业。广慧寺长老道济（邹玉林）圆寂前出示二书，《包村纪事》《剑术秘诀》，称后者是“俺亡友包伯高的遗墨，大约说的是道术等事。……至于这一页，是俺记的剑气合一之法。……还须有人口传指点”“虽是明山狡谲负友，也是一艺之成，迟早都有定数哩。”值梁森不在，道济只得将二书留给邬明山，但明山却昧下了剑术那本，只给了梁森一册《包村纪事》。小说惋惜梁森失去学剑术机会，实际上强调“剑术（剑谱、天书）所得非人”的母题，也是针砭明山一类道德伦理低劣的江湖败类，而赵焕亭对护村失败的推因就包括主帅用人失当，主要也来自对明清小说名著的深层解读。

在御敌护村时，能借多种神秘力量参与应战，又是地方上主事者权威性的彰显。由于村庄中集合、凝聚群体力量往往由祈雨等宗教活动践行，这一点也恰为华北农村写照，“宗教活动与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其领导职能的舞台”，“人们认为香头会受到神灵的特殊护佑。无疑，乡村精英们担负起管理庙务的责任有多种原因，但官府对官方神灵的庇护以及士绅对官方和非官方神灵的庇护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也不免影响到赵焕亭的护村灵魂人物包立身书写。事实上，他如同香头那样，在主持仪式的资格上，拥有法术显然增大了护村领导者的权威性。

野史相关记载各有侧重。徐珂（1869—1928）《清稗类钞》载咸丰庚申（1860年）绍兴全郡悉失陷，而诸暨包村独坚守不破：“初，包既被困，求救于苏松太道应宝时，应谋于属，谁可使者，冯某自白，与包有雅故，愿受命。时粤寇围包村者十重，冯历数险达包所，包甚喜，留之，为言‘大兵急至可救，吾力可十日守耳’。乃导冯观其营垒，略似八阵图，为指画攻守……一夕倏起，令军中急备，谓西北有非常。俄寇果冲西北，有备而返。其营外环之以濠，设机穽其上，有采者入，辄觉，往往杀其人。择面似者教以术，即使探敌情，得其虚实，避实击虚，无不得利。一日召冯，泣曰：‘吾事不济矣！寇尝啖我重利，欲我不为梗，吾不许。兹空绍兴一府众来，决一战，吾力已疲，且不忍重伤我乡人。吾去矣，兄欲去，则请今日即出。’冯效寇装，指其途而别，遂不知包所往。”突出了法术护村，终归效应有限，且这类传闻不免把失守归因简单化、表面化。

赵焕亭小说体现出19世纪中叶江浙乃至齐鲁地区对连年战乱的一种民间应对。20世纪90年代，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描述江浙战事：“1862年底，气候寒冷，所有在中国剧院里看戏的洋人都被请求捐献与门票相等的钱，‘为饥饿、可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1862年的大雪之后……乡村的惨状从宠物的大量丢失一事上可见一斑。沿着长江一带，战事频仍，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已成了沦为征收、捐献或没收稻谷之事……在很多地方，1861年后农民便自行组织自卫团驱逐太平军……太平军因往来必经的桥梁被当地农民悄悄拆除而损失惨重，官军逼近时只能背水一战。”

“借力”“外聘武师”也包括拜仙师，包村传奇与民间传闻有征。俞樾（1821—1907）《春在堂随笔》载，传闻浙江诸暨包立身，具备冷兵器时代诸多天赋。如黄石公之于张良，立身也偶遇幼时救过自己的“白鲎仙人”，随翁入山学刀法、咒语等。况周颐（1859—1926）称咸丰辛酉（1861年）十月诸暨被攻陷。包村人包立身倡集义团，远近附之，屡退外敌。……立身以少击众，陆续杀敌十余万人。夏大旱，水、粮断，“然主客万余人无一降者”。率亲军突围时“立身中炮死”，妹美英自刎。“中兴以来，世多知有包立身之名，乃诸暨人所传，则其事甚怪。”下追叙其遇仙师学艺事，称“邑人皆呼为包神仙，遂缘此起义兵，临阵白衣冠而出，贼辄披靡。战前一夕，必焚纸钱，曰阴兵也。又或贼至不出战。曰：‘天香未发，非战时也。’俄而曰：‘可矣。’各乡兵亦如闻异香，勇气百倍。故战无不胜，贼中讹传‘包神仙能飞竹刀断敌人头’云”。自鬼谷子（苏秦、张仪之师）、张良到唐传奇聂隐娘幼遇女剑仙（神尼），到明清小说骊山（黎山）老母、金刀老母、王禅老祖等，世外仙师成为一种男女英雄神奇武功技艺的“异空间”“超人”的文化符号，他（她）们在弟子下山时往往要赠送神奇兵器（有的还有坐骑），此后他们也似乎时时关注着徒儿、女徒，一旦后者遇危难、困难，仙师们似乎有远距离心理感应，这其实是仙道崇拜下江湖术士的超能力预见信奉的渗透。这些世外仙真、修炼等资源借用、延伸传说经赵焕亭对杨遇春兄弟食肉芝、护村“统一战线”重要性的渲染，给1932年后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等对多种资源的重视，大有启发。

其四，包立身故事的重写也流露出赵焕亭对乡村精英战乱中困境的担心。包村被屠后几十年（相当于赵焕亭小说撰写前后）乡村秩序愈加恶化，成因之一如论者言：“乡村精英逃离村中公职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得自这一公职的精神和物质报酬越来越少，而这一公职所带来的麻烦却越来越多，这主要表现在分派和征收摊款之上……这使其两面受气，作为村长处境更为困难。”因而赵焕亭的小说形象地揭示了护村过程中庄主的腐化是乡村秩序恶化的症结所在。

胡晓真讨论弹词与太平天国运动关系时，指出弹词小说《四云亭》的复杂性：“作者一方面严厉批判政府的无能，提倡民间力量以资产及武备进行自救，一方面又摄于天命之可畏，怀疑人力毕竟有时而竟。……又发挥了藉晚明影射晚清的意图相当明显，而作者本人曾眼见或亲历晚清的各种变乱，亦无可置疑”。这与赵焕亭的包村护村的追忆回味多么相似！赵焕亭也写出了包村面临四股敌对势力联合的不利形势：当罗泽霖招收杨大任部时，蓝大炮又投靠了罗部，即成功说服泽霖联络李秀成，使其“兵指浙中”，被委派前往，偏巧：“也是合该浙中一带并包村遭劫，当那蓝大炮抵苏之日，正是那杨秀清逼迫秀成加紧之时。秀成虽说是硬性跋扈，然而自揣势力，究竟难敌秀清，正在去留莫决，没做理会处的当儿，恰好大炮到来。相见之下，大炮便扺掌而谈，先致过泽霖遣他来联络之意，然后便谈到三股合势，去扰浙中之事。那大炮久扰浙中，熟知各郡邑怎的富庶，并所驻官军怎的弛懈一番话滔滔汩汩，如数家珍。”相比之下，包村却长期表面一片祥和，头领好色虚荣，深层内耗加剧。

四、“劣币逐良币”：护村过程中的观念困境

赵焕亭小说刷新、再现了“洪教头嫉恨林冲”现象。而包村故事中武师较量，既有武力较量，也有社会地位等精神层面的竞争，由合作互助到内讧拆台，惊心动魄，折射了人物心态的复杂善变。

乡土观念、论资排辈等惯习，带来包村主事者对外来专业人才的信任危机。伯高轻信被刺，蒋璧城、李通海被收买放敌进村，包村陷落，包村群龙无首。一是因为包伯高的性格问题，小说前面一再称伯高“性儿疏阔（粗略、不周密）”：“原来伯高性儿疏阔，自收得韩、秦两个，便命他们做了随身俊仆，不但常在团局，并且出入包宅哩。当时伯高高兴之下，便命他两人（韩珍、秦芳）就筵前对舞劝酒……”伯高屡拒人劝，终被降将秦芳所害，悬首旗下。事实上，这很可能也是他本心在诸外来力量之间达到一种互相牵制、平衡的考虑。

另一方面是家长制旧观念局限，以为层层分包，彼此制约，就可遏止异己，消减危机。武师蒋璧城因宝马“紫花虬”事、打死敌将、争女人等而开门纳敌，投靠李秀成被任命为“大总管”。在人才使用上，李秀成更理解人性并肯出“高价”，虽仍以“家长制”基层运行主导思想，毕竟程度有别。实如《水浒传》所写，林冲幸遇小旋风柴大官人，现实中往往恰恰相反——洪教头类型的人物多数情况下却总是胜利者。后《双鞭将》（1941）第一回即写面临土匪抢掠威胁，石帆村在富户高全兴资助下成立了护村团，首领是白恒教练，全兴收救重病的叫花子，花子临走留下宝剑给总管张发，观剑知人，小说写出了三种态度：（1）伍村长认为：“江湖尽多奇士，这贫汉子说不定是大有来历，可惜他去了。”只是停留在口头表示遗憾。（2）全兴想的是“咱村正用人之际”，从全村整体利益切实感到惋惜。（3）教练白恒却说：“未必有真本领，不然会落得贫困？且由他去吧。”三种意见面前，唯全兴深知：“白恒坏毛病，就是不许夸赞他人。”即义正词严地当众打断话头：“白教练说得却不然了，人有多大本领，怕不遇真知本领的人，所以古时埋没草野的英雄豪杰不知多少哩……”而后便悄悄通知总管张发备马，飞驰追赶那花子。

综上，在东亚风云变幻的时代语境下，包村守村故事的深蕴值得进一步思考。

一是战争中的“守村（守城）危机”是个案抑或共性？在清中期后演义故事的“历史记忆”喧嚣中，仍情不自禁地沉迷在演义“女英雄”、常胜将军的审美狂欢中，但赵焕亭以旗人、仕宦子弟（父兄皆曾任山东地方官）的责任心，更为关心那些“失守”“失败的英雄”。创作之始赵焕亭就由此题材入手：“周遇吉，锦州卫人氏……夫人刘氏，亦是将家之女，勇健多智，与遇吉正是一对。无事时便在署内操练家将并侍婢等，都十分精悍。夫人明定赏爵，皆踊跃从事……便是刘夫人都亲手与众兵系裹伤痕，众皆感泣，却是究竟不能再守，遇吉只得退守宁武关。”根据书前钱愚欣序（署“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此演义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亦忧国伤世之作。而包村书写面世的半年前，日军登陆青岛沿胶济线攻陷济南，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或者说赵氏“包村故事”是周遇吉故事遗恨之另类延续，也是守方败因的乡村社会批判。

二是包村首领轻敌自负，缺少拉拢盟军、统一战线等举措。1862年6月，形势严峻，敌方蓝大炮等联络了邻县多股势力加盟太平军，包村却坐以待毙。因而，包村护村失败书写，也是对《水浒传》“祝家庄”“曾头市”故事之仿拟，与北赵对《水浒传》一贯的偏爱有关。就御敌战略参照：一者，管理体系都很严密：独龙冈前三座山冈，三村，中是祝家庄，西是扈家庄，东是李家庄。共一两万军马人家，“唯有祝家庄最豪杰……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扈家庄……唯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东村李应）……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唯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就连祝家酒店都有“十数把好朴刀”以防“贼人来借粮”。二者，都有难以解决的问题：（1）均是三村势力强弱不等，各有私利。北赵写高、戴二村尤其弱得有理，而包村则首脑骨干各有强项，难以调和。（2）因利益或私人情感而敌我混淆。祝家庄故事同情弱者，尤其流浪无依者如石秀，若非钟离老者指点“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必像杨林被捉，祝家庄护村法宝就在迷宫般的“盘陀路”。而包村则是武师蒋璧城通敌。（3）重人情无原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与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同门师兄弟，被诱骗打开寨门，祝家庄失陷。包村亦轻信投诚者李通海，导致破防被屠。事实上，“祝家庄”与“包村”都是乡村秩序溃败的历史文学折光，“乡邦守护”困境是文化变迁时代的困境，需要体系性纠错和广泛结盟等观念改革。

三是包村书写，更属于时代语境中赵焕亭应对外敌压境的“底层叙事”。济南是他的出生地，他对于1928年四、五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济南有预谋、有步骤的侵略十分愤慨，包村抗敌护村很可能在邹玉林、褚一峰寻剑传奇（与其他杨遇春、祁公子走国、殷一官、殷氏三雄、马鹞子等人物传并列）之后补缀上的。早在1914年9月2日，日军在山东龙口登陆占领青岛、济南不久，年轻的赵焕亭就曾专程到胶东及龙口考察。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宣称：“至于在华共产党之活动，其结果直接影响于日本，及其维持东亚和平之地位，吾人实觉有重大之责任，不能置之不顾。”此时，玉田家乡守父庐墓的赵焕亭，也由京津读书的兄长处早知形势动向（到天津133公里，到北京138公里），他以稗官野史载录解读与仕宦家教体察结合，寻究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等惨痛教训，成为较早深挖“乡邦守护”一方战败根源的武侠小说。

〔责任编辑：屈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