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原则、范式与限度（付文军）

自1920年李汉俊翻译出版《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来，国内学界就开启了关于《资本论》的“译介—研究”之路。在“阅读—理解—阐释”的过程中，学者们纷纷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视角展开了对《资本论》的深度研讨，并形成了文本学研究、解释学分析、历史学讨论和现象学阐释等诸多研究和讨论范式。《资本论》的研究之所以如火如荼地展开并呈“百家争鸣”之势，大体上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的《资本论》“不仅融汇有多种理论视角,而且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说明”精准地指认了《资本论》的“内容极其丰富，除经济学内容外，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以及有关政治、法律、历史、教育、道德、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精辟论述”。《资本论》的这一“富矿”属性就为学者们的“解读”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二是因为文本学、解释学、历史学和现象学等学术资源确实可以为《资本论》的解读与理解提供相应的视角和方法，比如面向文本的深度耕犁与经典诠释、结合历史情境和历史时代的学术追踪、以事实或现实本身为参照的系统分析等。这些视角和方法对于系统阐释《资本论》的深邃思想、全面把握《资本论》的主要内容、科学运用《资本论》的理论资源和丰富《资本论》的阐释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效果也是显著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多样的学术视角和研究范式的加入，《资本论》研究与阐释的多样性就会大打折扣。鉴于讨论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就《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这一范式展开反思。

一、《资本论》的阐释：为什么是“现象学”

讨论《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问题，就必须要回应《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对于《资本论》现象学阐释何以可能的回应，就是要准确回应现象学到底能够给《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提供何种技术手段的问题。抑或说，现象学凭借什么样的优势才能够切入到《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当中？

现象学（Phänomenologie）最早出现在拉姆贝特的《研究与描述真理以及区别错误与假象的新工具或新观念》（1764年）一书中。在拉姆贝特看来，“现象学是关于假象（Schein）和假象的各种形式的理论”。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出版则代表当代现象学的正式登场。在通常的理解中，现象学就是“关于现象的学问”。按照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就是“关于‘现象’的科学”。按照纯粹的字面意思，若是将“现象”与“科学”直接关联起来，可能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如果仅仅研究现象，恐怕还难称之为科学。毕竟现象只是显露于外表的存在，它多与表象、表面等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科学则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Enthülltheit）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begründende Enthüllung）。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在现实操作规程中，认识现象并非认识的全部，透过现象看到内里的本质才是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认知流程。作为大哲学家的胡塞尔不可能不熟知上述“常识”，但他依旧将现象学视为关于现象的科学。这里就需要继续跟随胡塞尔的思路来看他是怎么认识和论证现象学的。在《现象学的观念》中，胡塞尔将现象学的研究界定为“只能限制在纯粹的直观中，但并不因此就坚守着实项的内在之物：它是一种在纯粹明见性领域中的研究，而且是本质研究”。这就表明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与肇源于古希腊的哲学之间的异质之处，虽然现象学和古希腊以来的哲学都力图探究万事万物基底（或本质），但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运用“本质直观”的方法来捕捉现象，继而把握本质的。“现象学是一般的本质学说，关于认识本质的科学也包含在其中。”循此思路，我们可以看到现象学就是致力于“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境遇之中显示个别和普遍怎么贯通起来，显示出这个活生生的、活在现象中的本质”的一门科学。现象学对于本质的执着追求，搭构了《资本论》与现象学“对话”的桥梁。以“论资本”为名的《资本论》就是要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诸多表象的透彻分析深掘其间的内在本质和深层关系，继而探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同的是，“马克思从辩证的角度研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现象学则从直观的角度研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在明确差异的基础上，坚持以“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作为指导，并借用现象学直观的合理方法来洞察实事、解答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诸多谜疑。“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键概念与现象学的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异同和互补的可能性，对于提高我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实现理论为现实服务，十分重要。”这一判定也同样适用于《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

除了现象学探掘事物本质的主旨与《资本论》的理论主题相互契合外，现象学的原理和方法也对于《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有着重大启发性意义。“朝向事情本身”（Zuden Sachen Selbst）是现象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朝向”指的是“向某物接近”和“达到某物的可能性”，“事情”则指“人们在这种接近中所达到的某物”或“在这种接近中可以达到的内容”。以“朝向事情本身”为口号的现象学强调了一种基本的追求本质的态度，即排除一切干扰和妄见，“朝向活生生的事情本身，你自己睁开你的眼睛去看，去听，去直观，然后从这里头得出最原本的东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确证了“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朝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原理或方法为《资本论》的阐释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它要求朝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身，以此为研究对象而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逻辑。《资本论》阐释需要采用的这种“朝向事情本身”的方法，是以唯物史观为基座的“朝向”之法。这就为《资本论》的阐释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将研究的视域从迷蒙的“天国”降至粗糙的“尘世”，将批判分析的矛头从宗教批判、神学批判变成了政治批判、经济批判。更进一步地讲，《资本论》的阐释必须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及其“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以便从“经济事实”中找到社会历史问题的症结和根源，从经济现象和生产过程中探寻复杂社会事件的本质。

现象学最为卓越的方法就是“还原（Reduktion）”。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还原”既意味着“对某些事物（非本质性的事物）的排斥”，又表明“向某些事物（本质性的事物）的回归”。由是观之，“还原”并不是要“把一切东西都去掉”，剔除的只是“这些东西的事先设定的存在性”。现象学的“还原”就意味着“必须给所有超越之物（没有内在地给予我的东西）以无效的标志，即：它们的实存、它们的有效性不能作被预设为实存和有效性本身，至多只能被预设为有效性现象”。“还原”也不会将所要考察的范围缩小，还原之后的事物可能会出现“死而复生”，甚至会出现“新生”，“还原后的研究领域反而更扩大了”。“还原”并不带有“任何简化或哲学上省力的涵义”，它是通过“悬置”“本质直观”“超越论还原”而促成事物本质的显现。“还原归根到底是让对象当场自身构成、自身呈现。”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为更好地阐释《资本论》中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即排除一切先验的陈设、虚幻的假象、形而上学的认知以及伪善的包装，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所要考察对象的透彻认知。朝向“物象化世界”或面对琳琅满目的经济事物（包括各式经济范畴），充分揭露这些事物或范畴背后的关系性本质。比如资本这一社会存在物，它虽以机器设备、厂房、资金和原料等各种物象形态的形式凸显自身，但其内在本质与它的外在表现是两码事。“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简要地说，资本就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深刻把握社会经济现象或范畴背后深藏的关系属性或关系本质，就需要借助于科学的现象学还原法则。在完成对“物象化世界”的还原之后，深究其背后的“抽象对人的统治”及其社会关系本质，如此方能顺利展开科学的《资本论》阐释工作。

不得不承认，现象学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对立，但“二者也有共同性和互补的可能性”。借鉴现象学方法的合理一面，善用唯物史观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对其进行科学引导和改造，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资本论》中的深邃思想。将现象学引入到《资本论》的研究当中，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展开对《资本论》基础理论的阐释，继而不断彰显出《资本论》的理论魅力和实践伟力。这就是《资本论》的阐释可以选择现象学路径的重要原因所在。

二、《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范式与限度

在《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阵营中，学者们各自围绕自身的研究专长、遵循自我的研究兴趣、结合学术发展规律等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探工作。总体而言，学界在日渐精进的学术研讨中形成了以人学现象学、感性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社会现象学、资本现象学和生产关系现象学为代表的理论范式。这些扎实有效的研究就是学者们向学界呈现的理论主张，它们深刻地影响着《资本论》的研究和传播进程。

1.人学现象学阐释

人的问题一直都是哲学社会科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关系中的人”也是马克思研究的“根本主题”。唯物史观在确立言说或讨论的前提的时候，一系列可以用经验法则来确认的“现实的个人”或“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就得以出场。纵身复杂万千的世界，只要我们褪去各色形式外观，一切社会存在都与人密切相连，一切社会问题本质就是人的问题。人（尤其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了核心位置，马克思的学说就是一种带有浓厚人文情怀的人学主张。

以此为基础，深度阐释《资本论》中的人学现象学就有了重要的学理依据。以邓晓芒和何中华为代表的学者撰文深度剖析了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邓晓芒认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实际上已是站在当代现象学的思维水平上来考虑人的问题了”，而且马克思自始至终都“以人作为他研究的中心”。在他看来，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学，《资本论》就是这种人学的典型代表作。“《资本论》的根本立场正是人学，资本的‘铁的规律’恰好就是异化了的人的规律，这种异化正是人自己造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血腥的方式体现出来的人的社会进步、人对自由的追求，正因为如此，它也必将通过这种进步和追求而扬弃自身，这就是人类艰难地从必然王国不断地进向自由王国的历程。”不仅如此，邓晓芒还归纳了马克思人学现象学的时代意义，“马克思的人学是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的探讨的一次革命，因为它不仅在方法论上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等人阐发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学思想，而且在本体论上第一次把对人的存在的研究提升到了现象学的层次”。在何中华看来，马克思将黑格尔式的“头足倒置”辩证法颠倒过来，其实就是一种“现象学基础的重建”，这就“意味着由绝对精神的现象学转变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深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实存主义现象学立场和方法的启发，《资本论》以“商品→货币→资本”的逻辑脉络展开了“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这些论据和观点为《资本论》的人学现象学阐释提供了有力支撑，它们深刻把握住了社会问题的轴心——人及其问题。《资本论》的大量描述无不是关于人的描绘，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土地占有者等都确实是《资本论》的“主角”。面向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的人群，去除戴在每一个人头顶的“光环”和撕掉每一个人的身份标签，他们无不是现实的存在的个人，无不是一个个具体的处于特定生产方式之下的个人。

《资本论》的人学现象学阐释通过“还原”手法而不断拨开了各种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迷雾，不仅将人的关系和人的本质本真地呈现到了世人面前，还通过这种本质还原实现了对“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学理确认。这种阐释范式的最大优势就是完成了对人的主体性的确证，但需要注意，它虽透过层层表象窥探到了问题关键，但这种阐释范式的覆盖面广而过于笼统：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关于人的学理考察，这一方向和思路都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将一切都归结为人、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人，又显得过于宏观和笼统。同时，这种阐释范式虽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却止步于本质的深探。以人为核心或主题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确实抓住了《资本论》所要论述的核心要旨，但若是止步于人的描述或人的呈现，人背后的“关系本质”就无法顺利绽出。

2.感性现象学阐释

纵观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史的演进，“从超验现象学方法向感性现象学方法的转换已经成为思想史发展的必然走势”，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关键便在于人已理所当然地成了研究的核心议题。马克思研究主题就是“揭露人的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探寻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实现方式”。在马克思的语境中，人既不是思辨主义所强调的“想象的主体”，也不是鲁滨孙式的“离群索居”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按照哲学的话语来说，马克思所言的个人就是感性活动塑造的。

据此而论，“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揭示所运用的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感性现象学方法”。以韩庆祥和邹诗鹏为代表的学者在人学研究过程中深刻分析了马克思的感性现象学及其方法。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梳理，他们认为马克思将人“视为一种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感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唯物史观要从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中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必须首先满足吃、喝、住、穿等最基本需要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在唯物史观的构思中，“涉及到马克思人学的所有基本概念，如人的本质、对象性、实践、社会、自然、历史、感性、生活、共产主义、异化，等等，都是通过感性现象学方法所确证起来的”。感性现象学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注重通过对象来研究人和通过人来研究对象的对象性思维方法”，这种感性现象学方法或对象性思维方法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它要求对“感性活动”而不是“感性对象”加以深度理解。这种方法要达成的是“对关系的理解，而不是对实体的注释”，它在认识人及其本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人的本质化和对象化的过程”。更为具体地说，感性现象学力倡的“高级的哲学直观”就是“对于工商业作为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及其力量的直观，是对人的本质化过程的直接领会与接纳，由此领会到的人的本质，当然不是‘异己的存在物’，而是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生存与生命，是人的本质的自身实现过程。因此，感性世界并不是直接给予的前提，而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过程”。感性现象学的思路为《资本论》的阐释工作提供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它沿着“人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转而关涉到了人的本质、现实生产或感性对象性活动之间的关系。《资本论》的阐释就必须面向现代工商业实践格局，不仅要理清“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还要将“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而达到这一效果，就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感性活动”中展开对资本时代复杂关系的理解。

《资本论》的感性现象学阐释是承接人学现象学阐释的结果，其实它也是实践现象学的“另一种称谓”。“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深入到感性对象性活动之中，方能精准把握事物（包括人）的本质。感性现象学的阐释范式熟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标志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对《资本论》关涉对象和问题的理论解释中始终提倡回到特定的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中加以考察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这对于把握问题的本质是有助益的。即便如此，这种阐释范式也存在一些无法忽视的问题：一是感性现象学的命名参照了青年马克思关于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界定，这一名称虽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还是容易引发初学者的疑虑。与其说是感性现象学，还不如就直接名之为实践现象学或生产现象学，这样对于读者来说更易理解和接受。二是人们虽然是在感性活动中确证自身的本质，但这种本质并非感性对象性活动。以现象学的视域来研究问题，这是需要继续延伸的一个关键之点。

3.历史现象学

“历史一直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占据主要位置，解答历史之谜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核心任务。”如果说马克思建立了一门“新的科学”的话，这门科学就是“‘社会构成’的历史科学”。这是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启的新“大陆”，即“历史的大陆——就像泰勒士为科学知识开启了数学的‘大陆’，伽利略为科学知识开启了物理学的‘大陆’一样……就像泰勒士建立的数学‘导致了’柏拉图哲学的产生，伽利略建立的物理学‘导致了’笛卡儿哲学的产生一样，马克思所建立的历史科学‘导致了’一种新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产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可以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也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钥匙。恩格斯曾论证过“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最经典著作的《资本论》自然也是历史科学（尤其是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显著代表。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以张一兵为代表的学者考究了“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所谓历史现象学，就是“历史地剥去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一层层历史地构成的现象（Phänomen）和假象（Schein）”。针对古典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科学地批判和有效地否定将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特定的历史存在视为永恒之物的做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力图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方面和暂时性的方面，以科学地说明这是一种历史地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在对这种历史性关系和现实状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看到了一个由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所构筑的“多重颠倒的复杂结构”——真假莫测、虚实变换、主客易位。《资本论》所推出的历史现象学就是要“在科学批判的起点上形成不断透视事物化现象、戳穿颠倒的假象，从而逐步接近社会历史本质”的尝试。在张一兵看来，马克思建构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大致历经了三个环节：首先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中作为中心显像的流通领域之幻象证伪开始”，通过层层剖析而指认了流通背后所呈现出来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构筑的剥削性奴役经济关系本质”；其次是退出流通的“现象域”而“以更宽广的生产总过程的视野来寻找更重要的本质”；最后是《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证伪分析确立了“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成熟表述”。由是观之，历史现象学就是要通过不断介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活水”，透过层层表面的“物象”和颠倒的“假象”而认清以“美好”为名的资本主义的真实面貌。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操作方式为《资本论》的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在本质与现象、过去和未来、理论和现实的辩证关系中深究资本主义这一社会体制的历史逻辑。

《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阐释辩证地处理了“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的关系，在历史地解释社会发展逻辑的同时，还逻辑地呈现了社会历史的状况。《资本论》所开启的历史现象学并非一种“简单的旁观式的客观反映”，而是在对资本的实质性批判中达成的一种历史性理解思路，以此“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永无止境的客观进步”。在此意义上，历史现象学的阐释就是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一种“变形”，它无意强调要以“现象学”的视域或思路来审视历史，而是着重指出必须坚持以“历史性”的思维和视野来综观“现象世界”。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历史现象学虽然对于历史和逻辑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知，但对于历史的把握和对历史性的坚守并不就直接标示着可以洞察事物的本质。易言之，《资本论》的历史现象学阐释范式完成了对“事情”（资本主义事物）的历史性“还原”，还留有后续深挖的大量空间。

4.社会现象学

“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始终处于“基石性地位”，它是马克思进行现实反思和理论建构的核心议题。作为“人们交互活动”产物的社会，它始终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紧密相连。对于马克思而言，他所要考察的诸多问题其实都是社会问题，他所触碰到的事件都是社会事件。“社会性”一直是马克思洞察实事的重要视角，也是马克思映现世界真实关联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推出的“社会”与“社会性”更多的是要陈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精神之间的有机关联，他更加“侧重面向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人之行动的内在关联”以“在阶级与资本互动的逻辑上寻求人之存在方式变革”。这恰也是《资本论》的核心议题。

借助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以晏辉为代表的学者结合经济人类学、经济哲学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解构。晏辉强调，对于社会中存在的外化、异化和非人道等现象的分析不能以“过程主义”和“后果主义”的方式展开，而必须将这些问题或现象“还原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历史场域中来”加以详细剖析。按照“资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还原进程，最终将目光瞄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囊括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性概念”上，方能对“此在世界”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批判与剖解。朝向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目的就在于呈现这一社会自身的始源性发生与历史性演变，否则就“绝不可能对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作全面的考察、批判和论证”。晏辉提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学”其实就是要“标划出资本主义的整体画面”以完成对整个社会状况的全面体认，在对一系列诸如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工资和信用等经济范畴的批判性认知中深掘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元素，在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和资本流通规律等社会规律的现实感知中洞察其背后的内在机理和运作逻辑。要实现这些目标，既要促成经济学、哲学、经济哲学和经济人类学这些科学或视角的“相互关联的沉思”，以清晰呈现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原始发生和演变逻辑”。同时还要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学的立场始终是超越论的，即“寻找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基础，构建回归属人世界的根本道路”。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社会现象学阐释方案深受现象学还原论和总体性（或整体性）思路的双重影响。将问题域框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总体性的存在”之下，从微观和宏观、广义和狭义的双重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进程、运作逻辑等诸多问题的还原，继而确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阶段性，以此凸显《资本论》“回归属人世界”的主题。

《资本论》的社会现象学阐释以广博的视野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研究。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综合性文本，不仅敞显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哲学、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交叉研究范式，还要求以系统性思维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图景的考量。因而可以将《资本论》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层层剖析，揭开其诸多表象而探掘其间蕴藏着的关于人的世界、人的关系和人的未来的沉思。《资本论》的社会现象学阐释其实是一种宏观的综合性社会解构，它抓住了《资本论》所要表达的精神实质。这种偏重宏观的阐释范式势必会对微观部分的分析有所欠缺，对于社会细节问题的把握会显得粗略。当然，粗略并不一定代表浅薄或肤浅，只是因为特定的阐释范式难以面面俱到而已。

5.资本现象学

资本主义时代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奠基”，它将资本塑造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总纲、原则、支配一切的普遍力量”。必须将资本视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因为资本这一特殊性存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占据着决定性的高位。这也是这一时代以资本为名的关键原因所在。可以说，对于资本的理解程度就直接决定着对于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把握深度。资本就是理解资本主义时代一切行为模式、操作流程和生产生活过程的“起因、动力和内在灵魂”。如果抛离资本而论当代社会，要么会陷入言之无物的尴尬境地，要么无法抓住事情的本质而流于外表阐析。这就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一条比较明确的思路，即通过对资本的解析而窥探资本主义的全貌。

正是看到了资本之于现代社会的重要地位，以白刚为代表的学者推出了“资本现象学”或“资本显象学”的阐释范式。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方法）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本质）的意义上来看，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解析（或对资本本质的揭露）始终都带有“‘现象学’的基本含义”——“通过剥离（还原）现象（假象）而逐步呈现事物的真实本质”。更为明确地说，资本现象学就是要“把附加在资本身上的各种真实的假象一点点剥离开来的过程”。在对决定商品世界抽象关系（如商品、交换价格、金钱和工资等）的考察中，不失时机地“从这些抽象关系回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的内容（将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倾向）”。在白刚看来，资本现象学不仅要透过资本的各种表象而深挖其间蕴藏着的“物”（物象形态或物的维度）、“关系”（本质属性或关系维度）和“权力”（力量形态或社会维度）的面相，还要“通过分析和揭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揭露其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同构’和‘姻亲’关系，发现其内在自我否定、自我瓦解的秘密和发展趋势……为人类论证和确立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开辟道路”。在这一基本思路的指引之下，资本现象学就要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永恒性划清界限，就要积极反思摆脱“抽象统治”的策略，就要在批判实证主义的过程中戳破种种社会幻象。《资本论》的资本现象学阐释精准地抓住了资本这一社会的“座架”和解开社会秘密的“钥匙”，在对资本的现象学还原过程中呈现资本的本质及其规律，确证了资本逻辑的实质及其影响。这种阐释范式还强调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分析必须回到资本这一核心议题之中，必须采用科学的资本批判（或关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则来针砭时弊。这都无疑是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手法。

《资本论》的资本现象学阐释熟练地运用了辩证法中抓主流、抓重点的基本规则，它瞄准了问题的核心——资本，并对关键性范畴和问题展开了本质性的诠释。资本现象学的阐释范式使得马克思超脱于同时代经济学的形象，他“绝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们那样，仅停留于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而是深入其后，揭示人与资本的矛盾，从而为人类冲破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束缚……开辟道路”。不仅如此，资本现象学的阐释范式还致力于抓住资本作为“物”的“实体内容”和作为“关系”的形式规定，在破除资本永恒幻象的过程中呈现了“物的关系”和“人的关系”的正确位置。正是借助于资本现象学的阐释，我们可以“透过表象而分析它下面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借此“看清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相对性和历史过程性”。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明确资本的本质还原之后应该是特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现象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和空间。

6.生产关系现象学

在界定人的本质的时候，马克思将这一问题与社会关系关联起来并进行了陈述，即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成为我们直面并回应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思考路向。只要涉及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我们就必然会将其与社会关系挂钩。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这种社会关系又被具体化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列宁秉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将这一操作流程归纳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科学展开对于社会的认知。列宁这里所说的“归结”其实就带有“还原”的意味，对于一切社会现象的解释都应该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思路，都应该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将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要归结为生产关系，才能科学准确地把握现实社会关系的实质”。

得益于这一认知，以王峰明和王代月为代表的学者阐述了生产关系和现象学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推出了生产关系现象学的阐释范式。在王峰明看来，马克思的理论其实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现象学”（或“经济现象学”），它就是“探讨作为现实事物‘本质’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学说”。《资本论》其实就是一部带有浓厚现象学意味的“解蔽之作”，它的每一步运思都旨在“揭示和阐明为表象的层层迷雾所遮蔽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规律”。王代月则确证了“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经济现象学还原的剩余，它构成了诸经济现象的本质”。生产关系现象学包含三重内涵，即生产关系现象学的目的在于“去蔽”，它要求“回到生产关系本身”；其核心在于“解释诸现象得以可能的机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方法论”，即“从物质载体中抽象出生产关系这个本质规定性，然后再结合抽象中被舍弃的物质载体，从逻辑上再现生产关系本质与物质载体的有机关系，恢复经济学范畴的本然面貌”。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现象学的阐释范式要历经从现象到本质，然后再从本质回归到现象的“两个回环”。如此，生产关系现象学不仅“破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物化幻象，而且科学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机制”。《资本论》的生产关系现象学是回到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中展开对事物本质的开掘。生产关系现象学将所要探讨的人、物、关系、社会和历史等都置放于经济领域或生产领域，继而探明其间包含着的生产关系本质。同时，这种阐释范式还注意到了形式与质料（或形式规定与本质规定）的区分，并注重要谨防形式规定对于本质规定的遮蔽与迷惑，在深度还原和全面反思中实现对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全面把握。

《资本论》的生产关系现象学阐释无疑是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阐释范式，它完全符合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的基本思路。生产关系现象学至少经历两次还原，一次是将事物还原为关系，另一次则是将关系还原（或具体化）为生产关系。如此便抓住了事物及其问题的核心和实质，继而生发出一种对于事物和问题的本质性把握。生产关系现象学也贯彻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这种阐释范式之下，一切商品、货币和资本都不过是价值的“存在形式”，而“价值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过程“不仅是生产关系借助于不同的物质载体自我实现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关系陷入越来越深的异化，最后发展到资本形式时被双重遮蔽的过程”。社会经济范畴或形式的演进过程也充分体现了“生产关系的历史变革”。这一阐释范式要求“深入到经济范畴的本质规定性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矛盾，展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种矛盾推动下必然被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

三、《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核心要义与发展空间

现象学与《资本论》的“相遇”开启了《资本论》阐释的“新大门”。在《资本论》现象学阐释的诸多成果中，人学现象学、感性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社会现象学、资本现象学和生产关系现象学是致力于完成《资本论》与现象学“有机对接”的学术尝试。这些代表性观点和阐释范式对于丰富《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深挖《资本论》的理论资源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贡献。当然，学界也还存在一系列借用现象学概念（或名词）来直接对标《资本论》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比如以质性时间来诠释《资本论》的时间概念、以周遭世界来对标使用价值范畴等。现象学为理解《资本论》提供了一种视角或方法，但也必须明确“为理解文本而提供的任何一种帮助都有它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它就不再发挥引导与澄清的辅助性作用，而是起与此相反的混乱与歪曲的作用”。在阐释《资本论》的时候，必须将“涉及表述的概念、表达的意义和对这个意义的理解之间能否融会一致”纳入考虑范围。

《资本论》的阐释工作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态势，《资本论》现象学阐释的“范式众多”的局面，其实都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现象，毕竟“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资本论》的阅读和理解，就必须深入“考察作者、作品以及作者、作品与世界的关系”。对于《资本论》这一作品而言，马克思这一作者就是“自己作品意义的决定者，而作品又决定了读者的理解视域”。如此看来，要理解《资本论》，“明智的做法自然就是考察作者的生平和他所处的社会境遇，以及作者写作的意图、动机和提出的见解”。这就是《资本论》阐释过程中部分学者发出“面向《资本论》”“走近《资本论》”“回到《资本论》”“走进《资本论》”这些口号的缘由。这些口号和尝试都十分明确，“只有文本的信息能证明作者的意图。文本是解释的起点。解释从文本开始目的是为了返回文本，即解释文本”。因此，《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也必须有面向文本的自觉，此乃这项阐释工作得以科学化、合理化的前提和基础。面向文本即面向《资本论》，这就要求学通、弄懂、吃透《资本论》。这不单单是要求认真阅读完《资本论》的全译本或原版，还要求阐释者必须回到创作的时代背景之中深刻领会马克思的所思所想。同时还需系统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资本论》创作的历史轨迹以深刻凸显这一伟大作品的深刻内涵和重大影响。

面向文本的《资本论》现象学阐释必须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和《资本论》的核心意旨。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简明扼要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这一总结和归纳也同样适用于《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诸多现象的抽丝剥茧而确认其必将覆灭的历史命运。因此，以现象学的视角和方法去阐释《资本论》就必须深刻领会这一伟大作品中蕴藏着的“历史性”。只有对马克思思路中的历史性有一个透彻认知，才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也才能更好地领会《资本论》的核心意旨。就此看来，《资本论》的人学现象学、感性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社会现象学、资本现象学和生产关系现象学等多重阐释范式无不是要呈现这一文本中蕴含着的“历史性”问题。具体而论，我们既要通过现象学还原看到《资本论》中蕴含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分析过程和社会形态得以历史更替的逻辑，又要理解《资本论》推出的“历史性”是妥善贯彻科学辩证法的必然结果。此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资本论》就是“遵循历史叙事的逻辑而展开的合乎逻辑的历史叙事”，它是“历史的逻辑”和“逻辑的历史”的统一。在以史为鉴、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以“瞻前”且“顾后”的思路不断推动《资本论》的阐释工作，以不断开辟《资本论》现象学阐释的新境界。

遵循现象学科学规则的《资本论》阐释工作还必须透过诸多社会经济表象而洞察其间的社会关系本质。在《资本论》的言说过程中，马克思对所接触到的人和物进行了深入挖掘。“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里很清楚，离群索居的单个人、思辨塑造的虚幻人都不在马克思的考察范围之内，这种“人格化”或“阶级关系和利益”承担者就是“社会关系总和”这一人的本质归纳的具体化表达。因此，《资本论》所论述的社会主体（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等）都不过是特定阶级关系或经济利益的代表。对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物（商品、货币、资本和机器等）而言，世人虽为这些物所围裹且离开这些物就无法存身，但这些物所投射出的其实是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在本质上其实就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从根本上映现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就必须充分理解这一“内核”而完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任务。

在全新的时代境遇之下，我们不能寄希望《资本论》给出关于当代问题的所有答案，也不能将《资本论》阐释工作全然托付于某种流行的思潮或新鲜的方法。当代重新阐释、研究《资本论》，既要“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也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之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还要“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的地位和当代意义”。这一思路和要求也适用于《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工作。随着更多研究力量的加入，加上《资本论》真理性力量的不断显现和印证，21世纪的《资本论》阐释工作也必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责任编辑：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