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韩喜平，杨春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与科技体制的双重改革犹如双轮驱动，实现了多点突破，显著提升了经济发展内在活力，激发的改革力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鲜明标志。然而，全球科技革命引发了国家间竞争格局的微妙变化，为我国带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也带来了差距拉大的风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速重构、科技制高点争夺战日趋激烈的复杂局面，我们亟须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速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我国的改革开放实则是一部勇于破旧立新、灵活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辉煌篇章。取得巨大成就之际，必须警惕生产力迅猛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产关系调整滞后问题，确保在新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生产关系能够成为强劲的“助推器”，而非“枷锁”。基于此，本文聚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从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出发，论证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贯穿于全面深化改革之中，阐明深化改革是打通新质生产力瓶颈的必由之路，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完善新型生产关系的保障，从而提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着力点，以此响应“加快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之需，也回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实践之问。

一、把握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我国经济正稳步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需求已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核心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的论述，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准运用，以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时代阐释。要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入洞察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复杂的动态平衡机制及矛盾演进规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引擎，加速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完善相关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确保各类先进生产要素能够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原理，揭示了社会经济内在结构及其历史演进深层机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构成了社会进步与变革的根本驱动力，任何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都必须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相互调适中共同推动社会的稳步前进与深刻变革。生产力发展涵盖了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劳动资料的革新、劳动对象范围的拓展等。生产关系则表现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确立、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产品分配关系的调整与优化等，映射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面貌，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安排的集中体现。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人们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既有对自然界的改造与利用，也有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构建与调整。

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持续进步是一个动态不息、循环上升的发展链条，当生产力跃升至某一关键阈值，既有生产关系难以维系对新生产力水平的支撑与适应，矛盾便随之产生。此矛盾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生产力内在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驱策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与重构，以适应并加速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以工业革命为例，生产力的飞跃促成了传统手工业生产关系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内在潜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揭示了生产关系必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进行相应变革，若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就会成为生产力跃升的枷锁与羁绊。

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能动性与适应性的有机统一。生产关系并非被动迎合生产力发展轨迹，而是积极调整自身结构与运作机理，构建出一个高效优化的制度架构与社会氛围来推动乃至引领生产力的演进。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背道而驰，不仅会成为阻碍生产力进步的桎梏，还可能触发社会经济体系的停滞甚至倒退。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呈现紧密交织的复杂动态，在生产力尚未触及质变阈值之前，生产关系的调整亦处于局部性渐进性的量变状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阐明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动态平衡与相互适应的复杂机理，唯有当生产力实现根本性飞跃时，生产关系的变革方能迎来决定性突破。为避免采用剧烈的革命性手段来强制调整生产关系，应主动采取适时的微调与优化来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和谐共生，推动社会整体向更高层次迈进。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优化前提

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具备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是超越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以创新为内生动力、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是对新时代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新兴特征与趋势精准洞察的必然产物。其生成逻辑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论断，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现实层面则源于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融合，以及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迫切需求，理论与现实双重驱动了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科技创新全面渗透并重塑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核心所在。随着先进技术持续融入生产过程，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与功能效应均发生根本性变革，科学技术逐步跃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进而触发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形态的深刻变革。

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首先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的变迁中。数智技术的广泛渗透与深度应用革命性地重塑了劳动者生产生活方式，提升了其专业技能与工作效率；新能源、新材料及新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的崛起推动了劳动资料全面革新；数据、信息及算法等新兴劳动对象的涌现，则引领了生产力发展的新时代浪潮。这些变化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边界，也改变了生产要素组合逻辑与结构形态。新质生产力特征表现为“构成要素新、组合形式新、作用方式新”，为社会生产带来了普遍变革，并产生一定的杠杆效应与链式效应。故新质生产力的“新”还体现在生产力三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即生产过程更加智能，生产组织形式更加灵活，生产要素配置更加高效，对既有生产关系提出了新挑战，推动其向更高质量、更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方向转型升级。新型生产关系之“新”就在于生产方式、技术水平、资源利用和社会影响等全面变革，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即是其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不仅决定新型生产关系的本质属性及转型轨迹，还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塑产生深远影响。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无不昭示着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范式会随生产力演进而更迭，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的持续调适中，进而改变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动格局与依存关系。解放并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必然要求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观念旧体制，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新质生产力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便对既有生产关系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部分提出了变革需求。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型生产关系的优化前提。

（三）新型生产关系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依托

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和行为范式，统一于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涵盖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及产品和利润分配关系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必须依托适应的生产关系，以确保其社会属性的实现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若既有生产关系无法再有效容纳其增长需求，两者间便会产生根本性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一论述揭示了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逻辑：它根植于生产力发展的土壤之中，其转型与重塑也为生产力飞跃构筑了坚实的制度框架。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发展生产力扫清障碍，如“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阶段，核心宗旨就是形成一个驱动新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新的社会组织架构与经济运行机制。

新型生产关系既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伴生现象，更是支撑其发展的制度依托。在技术生产力向社会化形态转型的每一阶段，生产关系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桥梁角色，承载着技术成果的社会化进程，更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属性与价值。那些未能及时调适以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生产关系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之路，要挣脱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创造性地重构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生产关系，才能激发新技术的活力，推动新质生产力飞跃。唯有将科技与社会人文因素相融合，将潜在的生产力因素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力，才能充分释放和自由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是对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旧有模式的革新，也是对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未来先进模式的塑造。前者针对的是滞后于新质生产力步伐的生产关系，需秉持动态调整与持续优化原则，推动数据确权、科技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的变革，消除阻碍技术生产力高效释放的障碍；后者则聚焦于那些超前于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需以战略眼光进行前瞻性规划和布局，精准捕捉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最新动向，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繁荣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稳固的制度和产业基础。

“每次技术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创造潜力，充分展开这种潜力需要每次都建立一套完整的社会—制度框架”。生产力飞跃式提升依赖于生产关系的适时调整与优化。技术革命催生的新兴产业，往往引发技术经济维度与社会制度框架间的非均衡状态，此时，健全且相互协调的制度体系成为激活新技术潜能的关键所在。以19世纪末电气化技术革命为例，其技术革新加速了企业规模的扩张，促进了社会资本逐步替代私人资本，催生了股份公司这一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切实体现了生产关系自发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需求，并为其提供了制度支撑。“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当前，加速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破除传统制度束缚，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潜能与活力，是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机遇、实现其持续飞跃的迫切要求。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内在逻辑

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往往滞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政府可进行主动干预，对既有体制机制实施战略性调整，加速新型生产关系的孕育与成熟。改革的精髓就在于对生产关系的重塑，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生产关系和政治上层建筑，最大限度地激活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潜能。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江泽民也提出“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更直接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些论述表明，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奠基性实践到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其内在逻辑都是通过不断调适与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动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质生产力发展瓶颈的关键途径

新质生产力的诞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质的跃迁，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也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挑战。要加快塑造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这是对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的精准洞悉。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启示我们，调整生产关系可通过积极主动的策略性调适来实现，从而有效避免剧烈的革命性社会动荡，既要敏锐捕捉时代机遇，也要勇于突破生产关系的桎梏，推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发展。

诚然，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都不可避免地与既有生产关系产生摩擦甚至冲突。传统生产关系往往基于旧有的技术条件、社会结构和认知框架建立，难以迅速适应新技术、新模式的快速迭代，会限制新质生产力的释放，成为阻碍创新资源高效配置的堵点卡点。比如科层制管理可能抑制创新思维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僵化的劳动市场制度可能阻碍高技能人才流动，基于传统经济指标的绩效评估体系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新质生产力的真实贡献。再如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旧有生产关系在数据确权、流通、利用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数据孤岛、隐私泄露、数据垄断等问题频发，阻碍了数字经济这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能够打破传统界限的新型生产关系，以促进知识、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在《求是》发文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表明当前改革已步入深水区，面对的多为深层次复杂性重点难点问题，更加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生产关系，围绕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审视并优化现有生产关系，以确保其能够充分适应并有力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生产关系的调整旨在解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问题，不仅需要对现有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还要构建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突破体制机制的障碍，创造性地调整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充分释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伟大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要从制度、政策、机制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变革，既着力打破传统资源分配格局中的固化壁垒，引导资源向创新能力强、效率高、环保效益好的领域流动；还要注重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多元化的创新投入机制、完善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等；更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进一步激发社会整体的生产动能、创造活力与和谐稳定。

（二）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逐步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明确强调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打通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深度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变革，带来生产方式的系统化升级。这种发展逻辑内在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建立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从理论层面剖析，新型生产关系是根据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对传统生产关系进行革新和优化，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理论的丰富与拓展，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这种革新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系统性、根本性的变革，旨在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在这一理论逻辑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通过调整经济管理架构、运行机制以及生产要素的分配与配置模式等，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否则，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将会束缚和窒息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建立呈现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是在破解当前发展困境、激发发展动能、巩固发展优势，更是在直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历史维度考察，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必然演进。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我国世所罕见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正是通过改革开放调整生产关系，进而成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深刻变革，生产关系随之发生了重大调整。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价格双轨制等举措，初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激发了社会生产活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推进改革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冲破思想束缚，突破利益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可见，深化改革的进程呈现了生产关系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从现实需求审视，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是应对国内外新挑战、实现经济社会新发展的必然抉择。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着结构性矛盾凸显、体制性障碍待解等复杂局面，传统的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加快构建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型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已成为时代主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同步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改革，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确保新型生产关系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挑战，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三）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根本制度保障

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点，也是确保新型生产关系优化升级的根本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要坚持和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新型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条件下的最新样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革新与提升。其核心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通过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加速科技创新、提升管理水平、促进分工协作与生产组织现代化等多维举措，为新质生产力注入不竭动力。因而，深化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方能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完善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是保障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机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而政府的职责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确保经济的各个环节顺畅运行，激发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当前我国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在某些应市场化领域，市场机制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要“管得住”“放得活”，通过简政放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竞争力。因此，新型生产关系的变革需要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实现政府更有为、市场更有效，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与高效。通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既保证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又确保了公共服务和社会公平，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完善提供制度护航。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发展的动力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对于国资国企等公有制市场主体，深化改革重点在于加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改革国企考核制度，增强其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需成为技术创新引领者，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能源、铁路等特定领域要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企业竞争性环节向市场化方向转型，提高企业效率。同时，需要为非公有制市场主体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引导民营企业更多地参与国家重大创新项目，充分利用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共同推动新型生产关系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升级。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新型生产关系完善的制度基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建立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将是新型生产关系壮大的基础。我国市场规模已居世界前列，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发展迅速，但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竞争不足等问题仍需解决。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实行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机制，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将切实促进产业间专业化分工的细化与深化，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全面完善多元化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健全相应的市场制度与规则框架，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关键，不仅能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与资源支撑，更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孕育与成型保驾护航，确保生产关系能够高效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着力点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遵循经济规律的渐进过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要把握并用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这两者更好相适应，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消除体制机制束缚，统筹谋划和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新质生产力是突破发展制约点、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传统生产力仍是确保经济稳定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取得突破的基本支撑。应在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中寻求一种平衡，既能适应传统生产力的发展，又利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须抓住全面深化改革关键点，革故鼎新，才能使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取得实质进展。

（一）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传导作用，不仅决定着其他体制改革进度，还能有效化解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其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加快塑造。其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早有论述，要“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其高效性与灵活性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激发企业创新潜能至关重要；而政府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监管者和服务提供者角色，通过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手段，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塑造新型生产关系，要促进政府与市场间的良性互动与优势互补，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协同并进、形成改革合力。

政府在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发挥是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加快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政府职能定位，由“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需要政府逐步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而聚焦于规则制定、秩序维护、公共服务及发展环境优化上。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打破行业壁垒和地区封锁，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也要加强市场监管，建立健全信用体系，维护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生态。另一方面，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的根本基础。传统生产关系下的资源配置常受行政干预与垄断桎梏，导致效率低下与资源浪费，通过价格机制改革可确保价格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与资源稀缺程度，引导资源向高效益领域合理流动；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可打破城乡、区域、行业等限制，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通过产权制度体系改革可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些改革措施将显著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效能，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此外，政府与市场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依存、协同演进的有机系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既依赖市场机制的高效资源配置，也亟须政府的科学规划与宏观调控，要强化政策间协同效应。政府应敏锐捕捉市场动态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灵活调整宏观调控策略，维持经济平稳运行，为市场主体构筑政策支撑体系。市场则凭借其内在的价格发现与竞争激励机制，自发调节资源配置。这便需要建立健全政府与市场间的沟通与反馈机制，确保信息畅通，使政府能迅速响应市场变化与企业诉求。还应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增强政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确保政策有效落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

（二）以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是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突破点。“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改革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进一步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我国创新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原创性技术和颠覆性创新成果不足、基础研究薄弱、核心技术对外依赖性强、科技人才资源短缺等深层次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创新体制机制不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之间的循环不畅，导致生产关系难以迅速响应科技创新，制约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教育、人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相互作用的模式与效率构成了塑造新型生产关系的关键维度。教育需持续为科技发展输送高质量人才资源与智力支撑；科技则需反哺教育，推动教育模式、内容及方法的创新；而人才作为此循环链条的主体，其流动机制、配置效率与激励机制的优化直接关系到生产关系调整的深度与广度。因此，以创新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对于持续优化新型生产关系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首先，教育改革是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其质量直接决定了社会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传统教育体制常显僵化之弊，难以敏捷捕捉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型需求。新型生产关系要求教育超越单纯的知识传授范畴，聚焦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创新能力的激发及跨学科整合能力的强化等。为此，需要全面深化教育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的革新与重塑，构建一套紧密贴合市场需求与科技前沿的教育生态系统。其次，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是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动力。针对传统科技体制中资源配置失衡、成果转化率低、激励机制匮乏等顽疾，必须深化改革，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如国家级创新平台、科技孵化器与产业技术联盟等，以显著提升科技创新的效能与效益。其三，人才体制机制创新是支撑新型生产关系的主体保障。传统人才管理模式与激励机制的不灵活难免限制人才创新活力的迸发，因此必须深化人才体制改革，形成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增长动力。最后，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过程中，还需加强政策协同和部门协作，形成推动新型生产关系构建的强大合力。

（三）以分配制度改革为纽带：完善按劳与按要素分配结合机制

分配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枢纽，驱动着生产关系内在变革与制度重构。生产关系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其核心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方式。我国长期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元分配制度，激发了劳动潜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然而，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迁，现有分配体系逐步显露出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不完善等弊端，不仅侵蚀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也制约了生产关系向更高层次跃迁。“绝对平均主义”忽视了微观经济主体间能力禀赋与努力程度的差异，而“贫富两极分化”则危及社会稳定，会削弱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新型生产关系呼唤更加公平合理、激励相容的分配制度，以激发各类生产要素活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因此，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必须通过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结合机制，确保各类生产要素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合理分配。

首先要明确，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依然是劳动者，亟需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为与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高科技、高质量特性相协调，报酬增长策略应强化对知识密集型与创新导向型劳动者的正向激励，确保他们依据其实际贡献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获得较高收益。要构建一套能够反映知识、技术、数据、管理等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完善以创新能力、产出质量及社会贡献为核心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并配套实施市场化薪酬激励机制，促进数字劳动与数据价值的合理分配。还要注意到，新质生产力与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塑造新型生产关系不可回避的议题。资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其逐利倾向与无序扩张也可能对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资本是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权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飞跃，也内在地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资本化转向，对劳动者构成了潜在控制与剥削。但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生产关系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运作需要受到严格制约，资本的存在形态、配置比例及内在属性的变革方向，均旨在服务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目标。但需要进一步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遏制其市场垄断、压低劳动力成本、损害生态环境等不良行为，构建新质生产力与资本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衡的新型关系，确保资本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发挥正面效应。

（四）以开放型新经济为依托：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型新经济是推动新型生产关系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重要力量。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力量对比对我国对外开放体制和参与国际治理提出了新挑战。新型生产关系的核心在于创新驱动和协同合作，跨国企业和国际研发机构战略联盟是技术瓶颈突破与产品创新的重要引擎，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可以增强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促使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步入快车道。开放型新经济的宗旨就在于打破传统生产关系中的国界藩篱，促进资源、技术、资本与人才等关键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与高效共享。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策略，对于深化国际间创新合作具有显著优势。这一策略不仅促使我国科研工作者能够广泛交流，深入汲取国际先进知识与实践经验，还助力其无缝对接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稳居科技创新的最前沿阵地，敏锐洞察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为精准布局前沿产业与科研创新路径提供重要指引。因此，加快塑造新型生产关系应当以开放型新经济为依托，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好地利用国际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实现国内国际市场的高效对接与深度融合。

具体而言，持续优化自由贸易区网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跨国合作机制、积极参与并引领国际投资协定的制定等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将为新型生产关系提供长久制度支撑，推动新质生产力跃升。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实践前沿，积极探索促进要素跨境自由流通、提升市场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有效促进了资源高效配置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嵌入。在此过程中，推动国内规则体系的国际化进程，以国内规则的革新引领国际规则的重塑，是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长久不变，永远不会自己关上开放的大门。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共赢的国家，我们都愿意与他们相向而行，推动世界经济共同繁荣发展。”应积极主动地在国际科技与经济治理领域提出中国方案与主张，增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话语权，这既是对国内规则国际化战略的深化，也为构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最终，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形成“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双向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深化改革。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是理论探索与实践需求的双重响应。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催生新型生产关系优化的前提，而新型生产关系构成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依托。建立新型生产关系，是对既有生产关系的超越与重构，更是对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引领。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创新体制、分配体制及开放型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能够有效激发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潜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跃升与新型生产关系的深化。这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重塑，更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的战略行动，以共同探索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于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互动机制的微观解析，深入探讨具体路径与机制设计，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责任编辑：杜　娟〕